在经典的老电影《地雷战》中，“一硝二磺三木炭”的火药配方，“不见鬼子不挂弦”的经典台词，早已被几代人熟知。
1935年清华大学物理系部分师生合影，这张照片中有11位未来的中科院院士。前排左四为叶企孙。
叶企孙（中）、熊大缜（左二）与抗战士兵合影。
根据地民兵在连接地雷。
根据地兵工厂在为手榴弹填装炸药。
汪德熙院士。
氯酸钾混合炸药研制出来了，电雷管也造出来了，1938年9月，冀中根据地技术研究社准备让自产的炸药第一次投入实战。他们的目标是日军控制的铁道线。
根据情报，这一天将有一列日军军列驶过平汉线。技术研究社不但要炸毁铁路，还要在这列火车到达时引爆炸药。这也是第一次对日军军列进行直接攻击。
为了保障首战告捷，八路军这次攻击在保定南北同时展开，各有一个爆破组实施攻击。保定以南这一组由汪德熙负责，以北那一组由军陶瑞负责。
汪德熙是研制氯酸钾炸药的核心，本来不应该亲自上战场。但是，他不但去了，而且亲手操作了每一个步骤。这既是亲手杀敌的血性，也是想给跟随观摩的冀中军区工兵们做一次实战示范教学。
这些战士们多是贫苦农民出身，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给他们讲解电雷管、氯酸钾炸药的原理实在有难度，只能手把手地教给他们操作，让他们当作程序死记硬背，不需理解只要执行。第一次实战，汪德熙不放心这些只凭记忆来操作的战士们。
这还真不是多虑。另一个爆破组，军陶瑞绘制了电路连接图，对一同出击的人员仔细讲述设置方法，然后把接线和埋炸药工作交给了工兵。埋炸药一切顺利，等工兵接好线路，军陶瑞一检查，果然发现线路接错了。他为了能够确保安全引爆，把雷管的连接设计成了串联和并联相结合的方式，比平时教学略微复杂了一点，结果就把接线的工兵绕糊涂了。幸而军陶瑞自己又检查了一遍，把错误及时纠正了过来。
而汪德熙负责的这一组，他亲手把12个炸药筒埋到了一根铁轨下面，插好雷管后，把电线拉到了200米以外的玉米地里。一行人趁着夜色，埋伏在青纱帐，只等日军火车驶来。
直到后半夜，日军火车还没有来，只有一辆日军汽车，沿着与铁路平行的道路开了过去。这之后，铁路上传来了轰隆隆的声音，驶来的并非军列，而是一辆装甲巡道车。爆破组未作理会，任其驶过。
这辆汽车和装甲巡道车，都是为日军军列查看轨道安全的。拆铁轨是八路军惯用的游击战方式，连战士们都开玩笑说自己是“扒路军”。“扒路军”其实真是一举两得的好办法，破坏了日军交通线，扒走的铁轨还给根据地兵工厂提供了造枪造炮的钢材。
日军显然没少吃这种苦头，每逢有重要军列，都会先派汽车、装甲巡道车在前面查看一番。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一天，他们遇到的不是“扒路军”而是“炸路军”，就等日军军列开到才引爆。
装甲巡道车开过去后不久，日军的军列开了过来。夜色之中只能看到黑黢黢的大蟒蛇一样的黑影，顺着铁轨高速前行。汪德熙透过玉米叶子的缝隙，紧盯着火车车头。铁轨旁的一棵小树是炸药位置的标志。火车车头刚到小树跟前，早已被攥了很久的引爆器终于按了下去。
一声巨响，列车车头歪着身子冲出轨道，侧翻着向前冲了一段。后面的车厢则歪七扭八地挤作一团。
爆破组一看引爆成功，也顾不上欢庆胜利，抱起引爆器，胡乱卷了一下电线，向青纱帐的深处隐蔽而去。
这一次震动华北日军的爆破行动，宣告了根据地自制氯酸钾混合炸药的成功。此后，这种炸药不但经常在日军铁路线上炸响，而且装进了地雷、手榴弹、炸药包……成了八路军最有威力和杀伤力的“重火力”。
不过，这种炸药的基础原料氯酸钾，总数只有捡到的那三船，再也没有新的补充来源，总有坐吃山空的一天。汪德熙、张方和在天津为根据地秘密制造TNT的林风，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肥田粉。
肥田粉是中国在上世纪30年代最早使用的一种化肥，主要成分是硫酸铵。通过一系列化学反应，硫酸铵可以转化为硝基化合物，再“升级”就是TNT。
在当时的中国，化肥的普及程度虽然不像现在，但无论在沦陷区和国统区，买到肥田粉都不是难事。特别是在日伪占领区，日军为了能够征收到更多的粮食，向当地农民强行配售肥田粉。而其中很大一部分，实际上被八路军暗中买走。日军做梦也想不到，他们竟然成了八路军根据地最可靠的炸药原料“供应商”。
1938年底，冀中根据地的炸药研制、生产已经打开了局面，汪德熙觉得自己任务完成，决定离开根据地去继续完成学业。一直和他焦不离孟的张方很不赞同，极力劝阻。但汪德熙说，这里制造炸药、雷管的“种子”已经播下，他一个人离开影响不大。他继续完成学业，对国家用处更大。
汪德熙的确做了更长远的选择。新中国成立后，汪德熙以自己所学加入到另一种威力巨大的爆炸物研究——原子弹。他是我国核化学奠基人，为研制原子弹、氢弹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们的选择
1938年八九月间，叶企孙和林风的抗日活动引起了日寇的注意，幸而他们都在天津的英租界里，日军不便直接抓人。不过，林风还是因为私造炸药的嫌疑被英租界工部局带走问话，只是没有什么真凭实据，租界工部局并没有抓捕他。
这时候，叶企孙筹集、管理的钱款也基本用罄。这些钱，除了协助清华师生南迁外，大部分都变成了各种军工原料、零件，送到了冀中根据地。他甚至还给根据地送去了一台车床。
10月，叶企孙起身南下，经香港辗转到西南联大。行前，他最牵挂的就是投身抗日一线的熊大缜等学生，为此还写了一首长诗，其中一句“从君有志士，熙维与琳风。”“君”指的是熊大缜，后一句分别是汪德熙、刘维、李琳和林风。
“熙维与琳风”，远不能概括叶企孙实际为根据地输送的科技人才。在物理系实验员阎裕昌、工程系实验员张瑞清这样的技术高手和交通员之外，还有一位后来的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生葛庭燧，也是在叶企孙的安排下几次前往冀中根据地，参加技术研究社工作。他多数时间在北平，以燕京大学物理系研究生的身份作掩护，为根据地购买关键器材原件，搜集科技资料。
叶企孙到达西南联大后，一直与他频繁通信往来的熊大缜忽然断了联系。直到1940年2月，友人从天津发来的电报，传信说熊大缜在冀东根据地被以特务罪名抓捕拘禁。叶企孙不相信熊大缜会是什么特务，他甚至到重庆找到过董必武，尝试营救熊大缜。
然而，一切已经太晚了。在那封电报发出半年之前，熊大缜已经含冤九泉。
“熊大缜案”是冀中根据地时期最令人扼腕叹息的一起重大冤案悲剧。
该案牵连甚广，有非常多的偶发因素和特殊历史环境，其中被视为最重要“证据”的是一封来自天津的信件。这封信夹在伪装成肥皂的TNT中带给熊大缜，信的内容也没什么问题，只是说“你派来的人已见到”、“你需要的物资已经准备好了”云云。问题出在落款上——“天津党政军联合办事处”。
这个组织是国民党在沦陷区设置的地下组织，实际上也是一个国共合作的统战机构。但冀中军区锄奸队并未去调查，以此就认定熊大缜与国民党特务组织私自联络，当即将其抓捕。
当时，正在合作抗日的国共关系恶化，冀中军区与国民党河北政军两界更是摩擦不断，国民党不断向根据地派遣安插特务。锄奸队正是在这个特殊背景下产生的。“熊大缜案”被扩大化，一百多位来自平津的青年知识分子、科技人才牵连被捕。
冀中军区部队与锄奸队对此案的判断并不一致，司令员吕正操是最信任、赏识熊大缜的人，对他委以重任。但那时吕正操本人也在受着错误审查，没有条件出面干预。不过，“熊大缜案”一下子抓捕那么多青年知识分子，很快被上级党组织惊觉，马上派人前来处理。
经过重新审查认定，刑讯逼供不足为凭，锄奸扩大化趋势应予纠正。结果，除了熊大缜外，其余人全部无罪开释。而熊大缜因为“与党政军联合办事处联系”，仍被定为特务嫌疑拘押。
1939年春夏之交，日军对冀中根据地展开大扫荡。军区机关仓促转移期间，押解熊大缜的人员与其爆发言语冲突，恼怒之下，未经组织许可将熊大缜野蛮处死。
熊大缜含冤而死，冤案很长时间没有得到纠正。二十多年后，这起案件却被“文革”中的造反派翻了出来，牵连到叶企孙。造反派攻击叶企孙是“大特务”，批斗、侮辱、殴打。叶企孙身心遭受重创，精神崩溃，凄凉而终。
“文革”结束后，中共河北省委经过深入调查，在1986年8月做出了《关于熊大缜特务案平反的决定》。在熊大缜含冤九泉近半个世纪后，党组织终于为英灵洗去污尘。叶企孙、熊大缜等爱国师生的抗日壮举得到了组织确认。
后人怀念叶企孙先生和熊大缜，扼腕唏嘘之余常做假设：如果熊大缜没去冀中根据地，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悲剧，他会成为像同学彭恒武、钱伟长那样的物理大师。
然而，历史不能假设。在历史大背景下考量熊大缜们的抉择，更令人感怀拳拳爱国之心、报国之志。那一辈学人的情怀值得后人永远铭记。
汪德熙开创了根据地炸药化工局面后，留学美国获麻省理工博士学位，新中国成立后当选中科院院士，为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做出了重要贡献，是中国核化学奠基人。谁能想到，年轻时的他居然亲手炸过侵华日军的列车？
为根据地“攒”收发报机的葛庭燧，后来也留学美国获博士学位，留美期间还曾参与美国的原子弹、雷达等尖端科研项目，获美国政府表彰。新中国成立后，葛庭燧放弃优厚待遇，冲破重重阻挠，毅然回国。他是新中国首批学部委员和中科院院士，中国金属物理学的泰斗人物。
阎裕昌成为冀中根据地地雷战的技术核心，一次为民兵传授技术的过程中，被日军突袭抓捕，残忍杀害；
林风1939年在天津被日军抓捕，一直关押到1945年日本投降。出狱后不久又被国民党军统抓捕，关在同一所监狱中一年多；
张方在实验拆除雷管的过程中，遭遇意外爆炸，炸掉三根手指，手掌被炸穿了一个大洞，落下终身残疾；
……
历史不会忘记他们的牺牲和贡献。
本文载于《北京日报》2015年5月19日17、2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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