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股权投资树状图(长期股权投资归纳图)

海航的破产打破的不仅仅是一些企业对政府扶助之手的迷恋，而且还有为数不少的企业对佛法无边的信仰。那么，企业文化中的佛教元素为什么未能帮助海航脱离苦海呢？

我国知名的大企业中，海航企业文化中的佛教色彩是最为不加遮掩，甚至明目彰显的。自称是台湾某国学大师的弟子的前董事局主席陈峰先生在其办公室旁边设有打坐密室，如同今天用APP记录走步健身的里程一样，他用蝇头小楷标记打坐日。在陈峰先生身体力行的表率下，大到海航大厦的外部造型、布局，小到员工身上印着“南无阿弥陀佛”六字真言的工牌，海航的佛教元素无处不在。

即使在市场曝出海航陷入流动性危机，海航发函银监会表示海航有可能发生系统性风险的2017年，与两个基金会共同持股的主要股东（董事局主席陈峰、董事长王健分别持股14.98％，为最大自然人股东）承诺，在他们离职或离世时把通过股权激励制度获得的股权捐赠给基金会。其中约60%股权捐赠给境内的，约40%的股权捐赠给境外的。这些高管和主要股东“放下执念，看破一切”的佛教徒形象可谓活灵活现。

然而，2021年开年海航破产的消息依然不胫而走。那么，企业文化中的佛教元素为什么未能帮助海航脱离苦海呢？

第一，不管是佛教元素，还是其他精神形态元素，企业文化软实力的作用是建立在科学规范公司治理制度等硬实力基础上。

从海航的基本公司治理构架来看，无论改制前的国资，还是后来作为过渡的工会，进而到现在的慈航等基金会，海航的控股股东始终是虚化的主体。上述虚化的控股股东显然无法形成制衡的股权结构，不可避免地导致少数高管对集团经营管理事务的实际操纵，形成内部人控制格局。由于缺乏制衡的公司治理制度安排和潜在的自动纠错机制，仅仅依靠企业文化中所宣扬的佛教克制内敛向善的宗教主张根本无法阻止海航高管利欲熏心下的盲目扩张。

从2009年到2011年，在短短的两年内，通过并购，海航集团旗下公司由200家迅速接近600家，涉及航空、物流、资本、实业、旅业等领域。2015年至2017年，海航系的并购浪潮更是达到了巅峰，一举入股希尔顿酒店、德意志银行、纽约和伦敦的摩天大楼、香港的“地王”等等。2017年，海航以1.2万亿总资产进阶世界500强公司。据接管海航的联合工作组顾刚先生描述，海航集团股权关系树状图共三张，每张近3米，总长9米，可谓海航版的“清明上河图”。

第二，企业作为经济组织所面临的盈利压力和市场竞争并不会因为公益的愿心、抽象的社会责任和企业文化的佛教因素而释放和缓解，在海航的发展历程中，二者之间始终存在着内在的冲突。

有传言陈峰请其师傅帮助海航拟定了企业文化中十分重要的员工行为规范，要求所有国内员工和外籍员工倒背如流。早期海航员工与乘客打招呼，都是执佛教的单手礼。应该说，在海航发展初期，注重佛教的企业文化敢于标新立异的海航确实为当时我国服务意识淡漠的航空业带来一股新风。

然而，面对海航扩张过程中急剧膨胀的资金需求，海航不得不置外部分散股东的利益于不顾，开始利用所控股的公司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完全把佛法强调的“不贪不嗔不痴”的告诫抛在了脑后。我们知道，资金占有是公司治理实践中控股股东利用金字塔等控股结构，形成的表征责任承担能力的现金流权与表征重要事项决策影响力的控制权分离，损害外部分散股东权益的典型行为。据媒体报道，“海航控股”（600221）为其关联公司以拆借资金、履约代偿、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等原因占用的资金总额超过95亿元，自身贷款资金被关联方实际使用总金额超过178亿元。而在“海航控股”为关联公司提供的超过八十笔担保款项是在股东及关联方在未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以公司的名义提供的担保。

第三，笃信佛教文化的海航在陷入现实财务困境后不得不转而寻求政府扶助之手，从出世的超脱回归到入世的务实。

海航的破产事实上打破的不仅仅是一些企业对政府扶助之手的迷恋（毕竟政府扶助之手总有力所不逮之时），而且还有为数不少一度执迷不悟的企业对佛法无边的信仰。其实，佛法同样只保佑那些遵循市场规律理性追求利润和为社会创造价值的组织和个人，而不是无原则地庇护那些外表恭敬内心亵渎，长期和甚至临时“抱佛脚”的组织和个人。海航破产给我们这些企业的启发是，遇到危机转而“求制度”，而不是求佛祖保佑，制衡完备的公司治理制度才是能够为企业平稳发展保驾护航的“真佛”。这里也奉劝那些与海航有相同经历的企业，“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郑志刚，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