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薪灵活灵活用工平台是什么(山西省招工平台待遇好)

突如其来的冷空气，让北京城的最低温迅速降至冰点。虽然已经换上了冬装，但外卖骑手邵新银还是觉得冷，受过伤的脚踝在寒风中隐隐作痛。

宋溪/画

徐淼的搭档陈欣怡说：“我们研究的案例中，从2018年开始，外卖平台直接雇佣骑手的例子，就完全消失了。”每一次用工模式的更新，几乎都意味着外卖平台与骑手之间劳动关系的“疏远”。对平台的好处，是节约人力成本，降低用工风险。对骑手来说，则是认定劳动关系困难，用工风险独自承担。

《报告》显示，外卖平台直接雇佣骑手发展为把业务外包给配送商，认定劳动关系的概率从100%降到0.32%。这跟致诚以往经常处理的建筑业农民工维权完全不同。“建筑业也是层层外包，但那是线性的。维权的时候，找距离农民工最近的那个，一般是包工头或者包工头挂靠的公司。比较明确。”

徐淼介绍，“邵新银案例的特点，是他接受A公司日常管理，B公司发工资，C公司缴个税，这就是我们说的网络状外包。”这还造成，在劳动仲裁或者法院审理时，仲裁员和法官的工作难度变大，很难厘清雇佣关系。而且，邵新银在北京工作，在河北休养，迪亚斯公司的诉讼官司在重庆。因为路费负担，邵新银没法前往重庆出庭。在事实层面，没有骑手本人的陈述，对劳动关系最终认定，影响也不小。

建言

明确外卖平台主体责任

尽管对自己案件的信心，一点点被消磨殆尽，但邵新银还在坚持送外卖，用外卖平台接单，同时接受平台的监督，甚至罚款。

“这是一种很拧巴的关系。”徐淼说，不只是邵新银，骑手们对自己的用人单位，分歧很大。有的认为是外卖平台，有的则认为不是。更有甚者，从2019年开始，有一些骑手被注册成了“个体工商户”。山西省中阳县的骑手杨雄伟，就被灵活用工平台“好活”在江苏省昆山市玉山镇注册成了个体工商户。骑手变成“个体户”后，外卖平台被认定为其用人单位的概率彻底降为0。

徐淼分析，通过外包，外卖平台节约了社保等人力成本。加之平台不断压榨，外包配送公司利润变低，寻求新的规避成本的办法。于是，骑手被注册成个体工商户，配送公司的个税成本也节约了。

对1907个案例的研究过程中，徐淼感受到，平台和骑手的关系，越来越扭曲，维权的难度也越来越大。

在《报告》中，致诚提出九大方面的对策和建议，用来改善平台用工制度。其中有一条指出，应“明确平台用工模式下外卖平台的主体责任”。因为外卖平台是平台用工的规则制定者，通过算法和数字化平台对骑手进行实时管理和监督，同时也是平台用工模式的最大受益人。

其中就包括，明确平台企业的用工责任。《措施》提到：“合作企业‘平台单位就业员工’劳动权益受到损害的，平台企业依法承担相应责任”。佟丽华解读这一条的时候说，在复杂的用工关系中，发工资、工作安排、日常管理的功能分化到不同企业身上，导致劳动者受到侵害以后，找不到责任主体，这时候，平台企业应该承担相应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