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币其他综合收益所得税(持有外币其他债权投资的汇兑差额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最近，美国拜登政府公布了2023年的财政预算提案。其中提出要开征“亿万富翁最低所得税”，对财富总额超过1亿美元的美国家庭，征收最低20％的所得税，用这笔税收来为美国国防部和司法部的财政预算买单。

有媒体统计过，2014~2018年这5年中，美国前25大富豪的财富总计增加了4010亿美元，但他们总共只交了136亿美元的联邦所得税，相当于其财富收益的3.4%，其中巴菲特所交的实际税率仅为0.1%。

而拜登政府提出的这项“富豪税”要求，持有的股票和房地产增值后，即使没有变现卖出，也要交税。有经济学家估计，如果“富豪税”提案真的通过，那么未来10年内，马斯克要多交500亿美元税款，贝索斯要多交350亿美元，而巴菲特要多交260亿美元。

总之，关于该不该征“富豪税”，美国人自己吵得不可开交。

你知道，自亚当•斯密以来，税收就是经济学家们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也是争议最多的话题之一。关于对富人征税的问题，法国著名经济学家皮凯蒂在他的代表作《21世纪资本论》里有过系统的讨论，很有启发，我试着归纳了这么几点。

第一，我们现在熟悉的“累进制所得税”，也就是收入越高、税率越高的税收制度，并不是随着现代社会自动出现的，而是两次世界大战的产物。在欧美一些国家，虽然一战前就颁布了累进税制的相关法案，但基本是象征性的，最高税率一般不超过5%。一战之后，欧洲各国财政受到重创，才把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升高到40%~70%，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一步提高到60%~90%。这种高累进税率的情况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里根、撒切尔夫人开启新自由主义改革为止。比如美国1931~1980年的联邦所得税最高税率平均为81%。之后，英美的最高税率迅速回调到30%~40%的水平。

第二，累进所得税最高税率的变化，和社会的贫富分化情况呈显著的负相关。也就是，在一战前最高税率很低的时期，西方国家的国内贫富分化相当严重；从一战开始到1980年代初，这段最高税率保持在高位的时候，也是西方国家的国内贫富差距最小的时候；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改革之后，英美的最高税率下降得最多，国内贫富差距迅速拉大，而法国、德国等欧洲大陆国家最高税率下降得相对较慢，国内贫富分化的情况没有英美那么严重。从历史数据可以看出，累进制所得税，是保证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

第三，1980年代以来，欧美各国虽然名义上还是实行的“累进制所得税”，但实际的税负负担呈“钟形曲线”。也就是，收入最少的50%的人口，以及收入最顶层的5%的人口，税率相对比较低，而中间45%的人口，也就是典型的“中产阶级”群体，税收负担最重。有人统计过，2018年，美国底层50%的家庭平均实际税率为24.2%，而美国400个最富有家庭的平均实际税率是23%，两者差不多；而中产阶级群体的平均实际税率在40%左右。这次拜登政府提出“富豪税”提案时就说，这是为了确保最富有的美国人支付的税率，不再低于教师和消防员。

第四，开征“富豪税”，能堵上美国政府的财政预算窟窿吗？有人认为，这些亿万富翁这么有钱，光是向他们征税就能解决政府所有的财政预算问题。也有人认为，亿万富翁的人数这么少，就算向他们征收100%的税，相比巨大的财政赤字也是杯水车薪。哪种看法才是正确的呢？皮凯蒂认为，真实情况介于这两者之间。“富豪税”如果能通过，将在未来10年给美国政府带来3600亿美元的额外收入，相当于美国2021年GDP的1.5%，光这一项就可以让白宫削减1万亿美元赤字的计划完成1/3。

第五，开征“富豪税”，会不会造成资本大规模外逃？美国富翁会不会一夜之间跑到加拿大或者墨西哥去？皮凯蒂说，有充分的历史经验表明，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决定资本去留的因素，税收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投资机会。当然，如果是欧洲小国，开征“富豪税”确实有资本外逃的风险。为此，皮凯蒂呼吁，应该对全球富人统一征收“全球资本税”。也就是，无论富人把财富配置在哪个国家和地区，无论这些财富是动产还是不动产、是金融资产还是商业资产，都要被全部加总起来，根据这个财富总额来征收年度资本税。

当然，皮凯蒂也承认，这个设想需要全球各国政府的密切配合，需要全球金融系统的数据共享，目前为止还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构想。不过，在去年召开的七国集团（G7）会议上，西方主要国家对开征全球企业最低税率达成共识：就算是把总部设在避税天堂的企业，也必须缴纳不低于15%的最低税率。如果这个全球企业最低税率顺利征收，那么，针对亿万富翁的“全球资本税”也并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皮凯蒂在书里说，“税收不仅仅是税收”——“税收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和哲学问题，也许是最重要的政治问题。没有税收，社会就没有共同命运，集体行动也就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