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富士康开的银行开户行(深圳富士康中国银行是什么开户行?)

这些年，郑州跨境电商发展速度也有目共睹。

2012年，郑州成为了全国首批跨境电子商务服务试点城市之一。根据《中国·河南跨境电子商务零售发展蓝皮书》显示，郑州作为全国最早的5个跨境电子商务试点城市之一，试点业务量连续5年获得全国第一。

上述当地媒体人士说，在富士康的带动下，甚至就连本土互联网、软件公司也如雨后春笋般冒出，虽然没有出现北上广深杭规模巨大、资金雄厚的互联网巨头，但对于郑州来说已是很好的开端。

互联网社群“大象互联网圈”的统计显示，开发岗位在郑州地区互联网公司当中平均月薪最高，1年经验的能拿到每月七八千元，上万元甚至更高的也常见，并且在郑州JAVA、PHP、Web前端、.NET、Android的需求量最高，反映了郑州地区这些技术岗位的缺口比较大。这个薪水岗位，以郑州消费水平而言，已是一个良好开端。

其实何止郑州，从最早的深圳开始，富士康每到一地，带来的“大饼”效应都显而易见。山西晋城当地官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公开表示：晋城以前就是个小庙。富士康一来，以前的配套设施都得跟上它的水平，一下子把我们也给提高了。

这也难怪，对欠发达地区来说，引进一个富士康，可以预见地方与企业双赢的局面，因此也一度出现各地政府争相邀请富士康落地的局面。

5、转型，摆脱“富士康依赖症”

但同时，富士康依赖症也存在不小的风险——在公众的认知里，郑州航空港区起于富士康、兴于富士康，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航空港区就是富士康。

今年3月，《河南经济蓝皮书》指出，虽然2018年富士康项目对全省外贸贡献率出现大幅缩减，但河南外贸进出口对富士康的依赖程度依然较高，“全省外贸支柱多元化格局尚未形成，抵御外贸波动风险的能力较弱”。

所以，就回到了最初的问题：一旦iPhone真的印度造，甚至富士康将生产线转移，到时航空港区怎么办？如何才能摆脱劳动密集型产业链末端局面？

这逐渐成为郑州及一些引进富士康的城市不得不面对的尴尬。“郑州进出口贸易总额将会出现大幅下滑，经济总量将会出现大幅下降，哪怕至少是暂时性的。”当地一位官员说。

在他看来，多年前，郑州当地就在试图摆脱“富士康”标签。

早在2013年，河南就组织专家研讨“引入富士康对河南对外开放的利与弊”课题。引进富士康，带来的不仅是“宝”，还有“坑”——低端代工、毛利率低、发展后劲不足。随着城市升级、经济转型，这些弊端逐渐显现。

2017年3月，郑州市政府办公厅发布《郑州市电子信息产业转型升级行动计划(2017—2020年)》， 加快电子信息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产业发展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到2020年建成4000亿级智能终端(手机)产业集群、300亿级信息安全产业集群、300亿级应用电子特色产业集群、100亿级智能传感器及终端产业集群。

此外，还有《郑州市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行动计划(2017—2020年)》《郑州市汽车及零部件产业转型升级行动计划(2017—2020年)》等政策的陆续发布，重点在航空港区、经开区、荥阳市、上街区布局一批具有战略意义的新产业、新业态，延伸产业链条，形成主机加配套的产业集群。

实际上，在当地不少人看来，郑州的转型发展按下了快进键。就企业而言，宇通客车批量远销至30多个国家和地区，信大捷安的安全芯片、汉威科技的气体传感器和气体检测仪、辉煌科技的铁路信号调度指挥系统和集中监测系统，这些都在同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不过，在这些政策中，航空港区都处于至关重要的核心地位。用一篇报道的说法就是，港区的发展决定了郑州的上限，如果把大港区比作郑州的千年大计的话，把它比作郑州的“雄安新区”并不为过。

郑州有这样的野心并不奇怪。毕竟，1988年富士康在深圳地区投资建厂时，深圳也只是一个小渔村，而且富士康的外贸出口货物一度占到了深圳市出口总额的17％。但后来的深圳奇迹故事，大家都知道了。

事实上，在工人工资水平增长，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大趋势下，将中国部分制造业输到海外，目前来看已经是大势所趋。早在几年前，中国手机产业包括品牌商、代工商、零件配套商、包装商、材料供应商等等，就开始纷纷开进印度。此外，索尼、铃木等也开始将工厂搬离中国。

富士康海外设厂也并非近些年之事。2011年，富士康宣布在巴西圣保罗州的容迪亚伊建设iPad、iPhone生产线，总投资额120亿美元，创造工作岗位10万个。2014年，富士康宣布在印度尼西亚投资10亿美元，用于建设生产及研究基地。

不过，这些投资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富士康海外投资项目大部分是严重不及预期的，大部分项目都是空头支票；部分海外投资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且仅仅服务当地市场，并不是富士康长期战略重心。”一位观察人士说。

所以，iPhone最终能否印度造，能造多少，现在一切都是未知数。

此外富士康仍在持续增加在中国大陆市场的投资，且其投资呈现出集中化、高端化的趋势。比如在广州投资610亿元建设8K超高清液晶面板厂，以及在珠海投资90亿美元建设12英寸芯片制造厂。此前，在河南兰考累计投资200多亿元涉足玻璃盖板业务，开始向上游元器件领域延伸。

“从这些转变可以看出，对富士康掌门人郭台铭而言，他同样不甘于只是成为‘代工大王’，而是多年前就开始了从‘制造服务’到‘科技服务’的战略转型。”一位市场观察人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