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伯城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国内曾出现书荒，这和“文革”时期出版的停滞有关，那么“文革”前的出版情况怎么样呢？
钱伯城：“文革”前也有这样那样的运动。我在“反右”的时候被打成右派，现在解嘲的说法叫“错划”。当时全社有六个右派，正好占全社员工的十分之一，符合当时划右派比例的上限。当时各单位都是按比例的上限抓右派。我们社里还打出一个“反革命”小集团，我是主帅，何满子先生是军师，当时的小青年陈文坚是先锋。如今军师、先锋先后逝去，只剩下我这个主帅了。
“反右”结束后，出版业曾有过一个短暂的春天，1962年出版社（当时的名称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创办《中华文史论丛》，我作为刚摘帽的右派，负责编辑这本学术刊物，还配备一位助手。可是到1966年，“文革”开始了，《中华文史论丛》第七辑本来已经排好，但是不敢出了，因为里面有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李平心先生的文章。“文革”刚开始，当时的上海市委在文化广场开动员大会，抛出了周谷城、周予同等八个反革命学术权威，李平心是其中之一。姚文元在批判文章中称他“自己跳出来的反革命小丑”，他义不受辱，自杀了。
“文革”结束后，很快出现了读书热和出版热，您能谈谈当时的具体表现吗？
钱伯城：“文革”后的读书热，是由书荒和知识荒造成的。你看我们1979年出版的《中华文史论丛》，最高的印数达到四万五千册（因为登了胡适的文章），最低也有两万五千册。我们把新书预告发出去，新华书店反馈回来的订数就是我们的印数。当时读者买《红楼梦》《水浒》都要通宵排队。那时木材很值钱，有人拿了《水浒》、《红楼梦》可以直接到乡下去买木材。我们出了一本汪辟疆先生的《唐人小说》，因为书名有“小说”两个字，也卖得很好，很多人其实不知道这是文言小说。当时社里员工内部买书还是有特权的，但是这种热门书也只能每人限购两本。
我们以《中华文史论丛》增刊的名义，出版了不少论文集，比如语言文字、太平天国等学术会议的论文集。还整理出版了上海图书馆藏的日记、书信，其中《忘山庐日记》《汪康年师友书札》《艺风堂友朋书札》等都是与近代史研究相关的资料。当时不大容易见到这些资料，后来在近代史研究中，有很多人引用。这些都是我们编辑业余自己标点的，主要是为了大家能有更多工作做，当然也有点稿费收入。我做责任编辑把关，主要为大家改标点。
当时很多学者都没有平反或恢复名誉，出版他们的著作有阻力吗？
钱伯城：阻力还是有的，不过主要体现在出版社自己身上。那时上级并没有具体的什么通知，就看出版社自己有没有勇气和眼力。那时没有一级一级的评审小组，图书也不需要送审。八十年代出版主要靠自律，大家都觉得守土有责。
我1978年从工厂“战高温”回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到文史论丛编辑室，复刊号有一篇《致读者》，原稿是我写的。复刊号发了李平心先生的文章，就是“文革”前编好的那篇文章，只不过这次加上了“遗稿”两个字。还有陈寅恪先生的《论再生缘》，这篇文章之前在大陆没有发表，章士钊先生奉命到香港前，到中山大学拜会陈寅恪先生的时候，陈给了他油印稿，香港方面就流传了。我们后来在1979年就根据油印稿发表了。
陈寅恪先生的文章在引文后的按语另起一段，“寅恪按”是顶格写的。当时编辑室里有一位编辑是报社出来的，按照报纸的规矩，坚持“寅恪按”不能顶格。我和他争起来，一直告到罗竹风那里（罗那时刚落实政策，下放到出版社待命，请他担任《中华文史论丛》主编之一）。他不太留意这些细节，也没有给出具体意见。最后在我的坚持下，终于按照陈寅恪先生行文的格式排印了。
当然，也不是随便什么书都能出。没有平反的学者，都不能发文章或出版著作，要发表，需要上面批准。我们发表胡适的遗稿《〈水经注〉校本研究》，就是有压力的。我们拿着报告去市委宣传部，当面请分管的副部长批示，方才发表。
出版社的工作也得到很多学者的帮助，您印象比较深的有哪几位？
钱伯城：有很多啊，比如朱东润先生。1978年《中华文史论丛》复刊的时候，李俊民社长建议请朱东润先生担任主编。他说，朱先生是他在南通中学读书时的英文老师，有师生之谊，深知他的学问道德，请他最合适。我们请朱先生做主编，一分钱主编费也没有。每期的选目他从来不干预，完全尊重我们的意见。
顾廷龙先生对我们的帮助也很大，他是上海图书馆馆长，和我们的关系很好。在合众图书馆，藏了很多东西，顾先生任馆长，后来都成为上海图书馆的藏书。我们标点出版的那些近代史研究资料，就是顾先生从图书馆藏书中无偿借给我们的。现在要是借出来，底本费就不得了。胡适先生的书信和遗稿也是从他那里得到的。我们很多书的书名也都是请顾先生题签的。
还有王元化先生，他“文革”后平反，先是调到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做副总编。他对古籍整理一直很感兴趣，跟我们也熟悉。他研究《文心雕龙》，“龙学”成了当时的显学。后来他推动成立古籍规划整理小组，办公室就放在上海古籍出版社，每年有二十万块钱的经费，就是他亲自带领魏同贤和我到市里申请来的。八十年代末，我们策划出版海外汉学丛书，请王元化先生做主编，不过当时的主编都是挂名的，连编辑费也不给。这套书影响很大，是“文革”后国内第一次比较有规模地翻译引进出版海外汉学著作。
您能谈谈那时组稿以及与学者交往的情况吗？
钱伯城：我到北京去过好多次，其中有两次是做王元化先生的助手，为他主编的《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拟定条目开座谈会，一些知名的老学者如朱光潜、唐弢、王瑶先生等来了很多。为出版社组稿，主要拜访了杨向奎、罗尔纲、钱锺书、杨绛、林庚、季镇淮等几位先生。那时落实政策，他们中有的已住进副部长级的住所里，房间地面都是用大理石铺的。记得去拜访钱锺书先生的一次，他正在为出席泛太平洋学术会议，在客厅里准备发言稿，在一本笔记簿里用英文写提纲。见我们来，立刻放下手中的工作，热情接待，并请杨绛先生出来一同会见。杨绛先生还送我一本她刚翻译出版的西班牙名著《小癞子》。
北京的几家出版社是我们同行，当然关系密切，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三联书店等，我每去北京都是必去的，也结识了很多朋友，并通过他们，为我们出版社扩大了与学术界的交往。
我们感觉当时出版的重点是在资料的汇集、整理，知名学者旧作的再版，以及国外学术著作的翻译、引进，国内原创的学术著作相对较少，是这样的吗？
钱伯城：“文革”以后，知识界曾为“读书无禁区”一句话受到鼓舞。我记得这句话是周扬经历了“文革”劫难的痛定之痛后最先说的。殊不知思想还是有禁区的，出版也是有禁区的，各种有形无形的条条框框，限制着出版社老总们的头脑。直到2005年上海主办的全国书展，评选出“十大好书”推荐给读者。我做过一次统计，并写过评论，登在《北京日报》上。这“十大好书”，翻译国外的就占了七种，中国的仅占三种，而中国中台湾地区的又占一种，且全是旧著重印。这也基本反映了相当长时间内学术界的情况，目前恐怕也没有多少改观。虽然不能把责任全归之学术界或出版社，但也不能以为全无责任。“文革”期间的学术停滞固然是事实，其实是由来已久。
按照现在的标准看，那时的出版也不是很规范，比如不与作者签出版合同，对图书的宣传营销也不重视，员工收入与出版社经营的好坏也无关，可是很多人都觉得八十年代出版的图书质量比较高。那么八十年代的出版业可以算兴盛吗？兴盛的原因在哪里？
钱伯城：那时确实不怎么规范，一般就是给作者写信约稿，作者答应了也就不签合同了。对图书广告也不怎么重视。我有一次到北京组稿，到人民出版社见社长范用先生。我对他说，三十年代的图书广告写得太好了，短小精炼，让人一看就想买，现在都见不到图书广告了。范用先生马上翻出一摞三十年代广告的复印件，让我写篇文章，我就在住的招待所里写出来，用笔名“辛雨”登载在《读书》上。后来改革开放后在长沙第一次出版工作会议上，范用先生还把这篇文章作为导言，连同许多三十年代的书籍广告图片一同印成小册子在会上散发。
当时图书做广告的情况确实不多，登一次要一两千块钱，很多编辑都觉得图书登不登广告无所谓。我们社还是坚持了，每月在《光明日报》登广告介绍新书，至今未曾中断。现在许多出版社已重视书籍广告，《中华读书报》上常有大幅书籍广告。但不大讲究文字与要点，有的仅有书名而无作者名，有的翻译书仅有作者名而无译者名，有的一上来就是社长或总编某某“率全体员工”如何如何，居高临下，连一点起码的礼貌用语也不在意了。
至于八十年代的出版兴盛，我看只能是相对而言。十年浩劫刚过，万物复苏，大家都舒了一口气，有一股干劲，出版就上去了。
九十年代不少出版社都曾陷入困境，与八十年代比起来，衰落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