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农产品收购发票票样(农产品收购发票样本图片)

似乎很难想象得到，成立几个空壳公司收购、销售农产品，通过若干次虚构的“交易”，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超亿元，受票方高达千万元的税款就这样不用交了。

有多高明?

要交1600万的税，摇身一变就不用交了

沈兵曾是重庆和乐山两家医药公司的核心人员。有一天，他在成都的一家夜店，认识了甘孜州的韩三明，两人深聊后摆起了各自的生意经，认为利用农产品收购业务为沈兵所在的医药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抵税款，减少应纳税额，有较大的谋利空间。沈兵所在的公司正好有抵税需求，韩三明觉得有利可图，两人一拍即可，约定由韩三明在甘孜州“构造”农产品收购业务。

很快，韩三明就回到甘孜州找到了亲朋好友，谋划起了这笔大生意。他找来郑军等人，用沈兵提供的注册资金分别成立了四家空壳公司。

公司成立了，接下来是咋个操作呢？首先得找到“货源”。于是韩三明、郑军等人通过种种途径找来可以冒充虫草、藏红花、贝母等名贵农产品的供货人，利用他们的身份信息办了10多张银行卡用于资金转账。随后，重庆、乐山的医药公司把钱汇给甘孜州的四家公司作为“收购资金”，以四家空壳公司收购农产品为名，支付给上述10多名虚假的供货人。“供货人”拿到钱后，多次转账后将钱转回重庆、乐山医药公司相关人员的私人账户上。通过资金的多次划转，钱最终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医药公司及其关联人员手中。

甘孜的四家空壳公司有了像模像样的收购资金“交易”过程，再“配套”上收购合同，空壳企业、农业生产者、货物交易、资金收付、发票开具、受票企业等农产品收购业务要素“打造”齐备了。韩三明、郑军等人的生意越干越大，仅重庆这2家公司就开具了1亿多元的增值税专用专用发票，实际经营需要缴纳的税款1600多万元，轻松一变就不用缴纳了。

而韩三明、郑军等人收获了医药公司按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总金额3%的返点收入300多万元，韩三明就“获利”150多万。

“高手过招”：

商业机密vs见招拆招

逻辑看起来并不复杂，但在现实当中，操作起来却相当隐蔽，对于税务主管部门来说，发现并成功查获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那么，甘孜州税务机关是如何发现这起案件的呢？这源于他们日常的风险监控管理。2015年风险管理部门发现，四家企业疑点重重，上下游企业或个人重叠较多，各个环节的金额都差不多。更离谱的是，这几家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财务人员等身份信息极其相似，有的名字只相差一个字。“我们当时想，这个多半就是兄弟姐妹这些亲戚等，都是一个字辈的。”围绕这些疑点，一场调查就此展开。然而，让税务人员没想到的是，刚介入就碰壁了，他们的防范意识相当强。

税务人员拟定了多个方案，首先从外围入手，期望从供货人找到突破口。一个个供货人要么称采购东西太多太乱记不清了，要么就说这些价格、数量涉及到商业机密，不能对外透露。“这很明显是串通好的，否则咋可能回答都这么一致。”税务人员根据职业判断。其次对企业存货进行实地核查。但沈兵幕后指挥韩三明悄悄从成都弄来了一批虫草、贝母、藏红花等药材放在仓库对付检查，想要瞒天过海。

外围无法突破，税务人员从核心人员入手，开展正面接触。一个破绽就此打开，税务人员正式约谈企业负责人郑军时，发现他对所有的业务几乎不熟悉，可以确认这其中一定有蹊跷，更加坚定了大家办案的决心。

税务人员依法从银行等多部门获取第三方信息。在对涉案企业的资金调查中，发现这一年多的时间来，资金出现了明显的回流，即重庆、乐山公司转到甘孜州四家公司，甘孜州公司转到“供货商”个人账户，个人账户相对集中地转到前述公司的几个相关人员的私人账户，金额少则几百万，多则上千万。“掌握了这些资金回流的关键证据后，我们将案件移交给公安经侦部门。”上述税务人员表示。

在公安、银行等多个部门共同配合下，经过一轮轮见招拆招的较量，此前只是帮忙用身份信息开户转账的亲朋好友经受不住压力，开始陆续向办案人员承认事实真相及作假证的情况，缺口就此打开，随后郑军等涉案人员投案自首。

截止目前，除沈兵在逃之外，其余人员均已归案。甘孜州国税局稽查局向重庆、乐山有关税务机关发出已证实虚开通知单，追缴税款1600余万元。

最终，人民法院判决韩三明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13万元；郑军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8万元。其余涉案人员也受到了相应的法律制裁。

案件背后

空壳公司挪腾术得手 心存侥幸终将被查

甘孜州国税局局长三郎达尔基介绍，根据现行税收政策规定，农产品收购发票作为增值税扣税凭证，由纳税人自己开具自己抵扣，为纳税人抵扣税款提供方便的同时，也为不法分子虚抵增值税进项税额、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提供了空间。

事实上，除了农产品收购存在这样的问题，在相类似的文化、影视等领域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上述涉案人员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