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助理教授 吉辰
《溃败之路：1904-1905年俄日战争》，[俄罗斯]奥列格·阿拉别托夫著，周健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7月，640页，128.00元
《日俄战争——起源与开战》。[日]和田春树著，易爱华、张剑译，三联书店2018年2月出版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库罗帕特金
谢尔盖·维特
《日俄战争：20世纪第一场大国间战争》， [日]横手慎二著，吉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
在阅读过程中，笔者也发现书中的若干表述似有可商之处，在此列出数处：
“1856年6月，法国传教士在广西的西林县被捕，在经历了长期的酷刑折磨后被斩首。10月，英国以地方政府不愿展开调查为由，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50页）国内熟知，英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理由并非这里所说的马神甫事件，而是亚罗号事件。
“1858年8月19日，日俄两国在江户（今东京）签订条约……针对俄国出口的商品，如木材、煤炭、金属、武器、蒸汽机等降低5%的关税。”（55页）这一条约即《日本国鲁西亚国修好通商条约》，查条约原文（所附《鲁西亚商民于日本所开各港贸易之章程》中的《商税目录》），这些商品的税额为百分之五，而非降低百分之五。
“1900年4月17日，光绪帝在《京报》上发布谕令，严令地方政府遏制暴动和叛乱。”（231页）此处似乎把民间报房刊印的《京报》当成了政府公报一类的官方发布渠道。
“俄国驻日本公使拉姆兹多夫注意到……1901年2月22日，伊兹沃利斯基致信外交大臣……”（247页）这里应该是个单纯的笔误，拉姆兹多夫是外交大臣，而伊兹沃利斯基是驻日公使，正好写反了。
翻译中未惬人意的地方或许更多一些，在此以页码顺序列举若干：
“（1902年）日本第六师团和第十二师团进行了空降、登陆战和遭遇战演练”（21页），当时飞机尚未发明，当然不可能有空降。
“亚历山大三世的继承者深受纳粹主义思想的影响”（41页），当时纳粹党尚未出现，怀疑“纳粹主义”或为“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之误。
“派遣由海军上将普提雅廷领导的代表团”（52页），普提雅廷时为海军中将，并非上将。俄语aдмирал（相当于英语admiral）狭义指海军上将，广义指海军将官。书中尚有不少把其他海军将官译作“上将”（如时为中将的西摩尔）的情况，在此不赘。
“1869年，阿伯丁的一位公爵下令建造一艘小型装甲舰”（89页），此舰应指日本海军铁甲舰“龙骧”，1869年在英国阿伯丁的亚历山大·赫尔公司（Alexander Hall & Co. Ltd）开工。“阿伯丁的一位公爵”云云属误译。
“日本邀请的柏林军事院教授梅克尔上校到陆军大学举办讲座”（90页），“举办讲座”译为“任教”为好（梅克尔1885-1888年任日本陆军大学教官）。另外，梅氏当时的军衔应为少校。
“日本军队下设6个陆军师团和1个精锐师团”（90页），“精锐师团”应作“近卫师团”。
“在此遭遇由伊藤中将指挥的日本舰队”（100页），“伊藤”应作“伊东”（祐亨），两姓日语同音。
“在匈奴国王艾特泽尔统治时期”（245页），“艾特泽尔”应改为通行译名“阿提拉”。
“在坎大哈省陆军元帅罗伯茨的领导下”（251页），“坎大哈省陆军元帅罗伯茨”应作“陆军元帅坎大哈伯爵罗伯茨”或“陆军元帅坎大哈的罗伯茨伯爵”。
“既不从柏林国会成员国的公民中选出，也不从巴尔干各州的公民中选出”（284页），“柏林国会”应作“柏林会议”，即1878年英、德、奥、法、意、俄、土等国为修改《圣斯蒂凡诺条约》召开的会议。
“在山县有朋位于京都的室兰别墅”（290页），“室兰别墅”应作“无邻庵”。“室兰”（muroran）与“无邻庵”（murinan）日语发音相近。
“日本驻俄国公使栗野男爵向拉姆斯多夫递交断交照会和本人的辞呈”（302页），“辞呈”是递交给上级的，此处用词显然不妥，似为“辞任国书”（recredentials）之误。
“士兵不得不拥挤地生活在散落于金州附近的35座‘营班’——中国的土坯营房里”（312页），这里的“营班”显然是音译词，应作“营盘”，即当时中国对军队营房的称谓。
“正在维修的富士号和晓号及几乎沉没的敷岛号战列舰”（405页），“晓”（akatsuki）应作“朝日”（asahi），前者是驱逐舰，后者是战列舰。
“战列舰被驳船拖回港内锚地”（405页），“驳船”是无动力运输船只，此处应为“拖船”之误。
“当时枪弹就在沙皇不远处发射”（492页），“枪弹”应作“炮弹”，指当时有一门礼炮误射了实弹。
“许多枪支的瞄准镜早已损坏”（575页），“瞄准镜”应为“表尺”之误。
“日本驻朝公使伊藤伯爵已经掌控了这个国家”（592页），“驻朝公使”应作“朝鲜统监”。
列举这些翻译问题，绝非有意苛责译者。事实上笔者认为，抛开这些细节问题不谈，本书的翻译基本是流畅达意的。而且，读者从这些问题中也不难发现，翻译本书需要具备诸多领域的专业知识，诸如国际关系史、军事史、俄国史、日本史以及日语，难度相当之大。对身为俄语教师而非历史学研究者的译者而言，承担这样“存在一定的挑战性”（译后记语）的翻译工作本身已经值得尊敬，出现此类误译也是情有可原的。笔者希望，本书重印或再版时能对这些地方加以修订。
（关于俄罗斯的学位与职称制度，笔者承蒙唐仕春研究员指教，谨此致谢。）
校对：栾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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