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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然而，苏州一直被没有机场的问题所困扰，最近又因日本街一事深陷舆论漩涡，“许州”的呼声不绝于耳。几年前，上海2万吨生活废料倾倒苏州西山岛，苏州人非常郁闷，深深感到城市地位不高的憋屈。

苏州淮海街

人们好奇，苏州自古不差，哪怕近代衰落，而今也因背靠大上海的优越地理位置后发制人，成为规模首屈一指的工业大市，经济总量超过一众副省级省会乃至直辖市。为何仍然只是区区一个地级市，地位始终不高呢？

要知道，苏州在经济方面的政策并不少，实际堪比特区，更有“比特更特”的说法；可是城市级别却不高，是否反映出苏州人要实不要虚的精明呢？

穷则思变：柳暗花明又一村

早在春秋时期，苏州就是周天子分封的诸侯国—吴国的治所，虽然与北方中原的各大名城无法相提并论，但也算长江以南数一数二的诸侯国都。

然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苏州却一直不瘟不火，眼巴巴地看着金陵•建康（南京）、扬州•广陵（今扬州）、临安（杭州）轮番成为江南中心，走上全球巅峰，中国经济、文化中心从北方一步步转移到南方；

苏州自身却逐渐边缘化，从短暂的“江南中心”沦为“太湖沿岸中心”，心里干着急：春秋时依稀的记忆，已成遥不可及的幻梦。

北宋时期，苏州爆发了两场空前的大饥荒，时“吴中大饥”，“饿殍遍野”，“吴民流徙四方”，宋廷派范仲淹力挽狂澜，通过一系列“新政”，使苏州状况逐渐好转。

“危机”之所以称“危机”，在其于危难之中潜藏机遇：正是这场“新政”重塑了苏州，让苏州调控经济的手段更加灵活，锻炼了苏州这座城，某种程度上为其明清时代的辉煌奠定了坚实基础。

歧路逆袭：农业社会的顶峰

自宋至清，朝廷均在苏州设立官营手工业，繁盛一时；苏州、松江二府之地社会稳定，土壤肥沃，故而人口众多，极适耕种，是明清以前全国最大的产粮区，地位类似于今天的东北；其时亦有“苏湖（常）熟，天下足”之说。

元代，苏州称“平江”，属江浙行省（首府杭州），因其“小桥流水人家”的城市特点，与意大利威尼斯颇近，被西方传教士唤作“东方威尼斯”。彼时苏州乃江浙行省第三大城市，仅次于杭州和南京。

元明清三代都城均主要在北京；明清时期，经历宋元两代的高峰后，杭州回归本位

杭州崛起于唐末五代十国的吴越国国都，至南宋时期到达巅峰，这是继两晋南北朝的建康（南京）、隋唐的扬州广陵之后江南地区第三座登上全国乃至世界巅峰的城市（扬州文化上属江南），反映了经济中心的南移进程（清代广东的崛起也是经济中心继续南移的表现）。

携南宋余威，元代的杭州是江浙行省的首府，也是全国经济中心；马可•波罗游历中国，盛赞杭州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天城”，“天城”之名永归杭州。

马可•波罗

元末，朱元璋攻占了自古繁华富庶的集庆路（南京），改应天，作为首府，纵横天下；而另一支义军张士诚部则攻取了平江路（苏州），以为首府，江浙行省被拆解开来，互相对峙。最后朱克张，南京、苏州、常州、徽州、芜湖等地与广大的江北地区（原河南江北行省）同划为“直隶”区，后称“南直隶”。

“直隶”并非一个行政区，而是这片区域各府直属于六部的统称，它们之间是互相独立的，类似于该区域是“直辖市”集中区。这简直是散装江苏的源头。当然，后来也设置了巡抚，不再由六部直管。

因苏州为张士诚首府，受到朱元璋的特别剥削。朱将苏州富户、耕农、无地农民大量迁徙至江北和其他地区，并将其他地区少量人口迁徙至苏州，使之无法串联，形成牵制；江南各府均同此法，包括京师应天，但对苏州尤苛。

无论赋税、纳粮，苏州均远远超过各府，盘剥甚苛，税率特高；然而可能正是这种逆境，倒逼了苏州的创新和进步，奠定了其后经济中心的地位。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清中后期，苏州地区的纳税纳粮比例和绝对值均为江南各府之首。

苏州落败于南京，影响延续至今。

山塘街

明代的南京达于其历史上的第三个顶峰，著名传教士利玛窦写道“这是世界上最宏伟繁华的城市……欧洲任何城市与之相比都远不能及。”；另一位在大明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西人曾德昭称“虽然帝国的政治中心在北京，但经济中心仍在南京……在这样一个花花世界，似乎一切都取之不尽。”

明代《南都繁会图》城郊一角

明代，江南一带发展起一种发达的商品经济，将其数百年的粮仓地位让给了两湖地区，在手工业领域引起了一场深刻改变——雇佣生产方式诞生了。

明清的苏州等地“衣披天下”，经济到达了一个巅峰。在南京、苏州，雇佣模式在两地手工业领域广泛开展，被史学界称为“资本主义萌芽”，展现出了初期资本主义手工业时期广泛存在于欧洲、日本等地的社会景象，宁苏两地跑在了全国各府之前。这种改变让南京、苏州成为著名的时尚之都，在宁、苏出现的商业现象会迅速在全国流行。

南京、苏州成为除京师以外，人口众多、服务齐全、工商繁荣的两大国际性大都市，万国梯航，鳞次毕集，繁华异常。每天都有最时新的玩意儿出现在南京和苏州的市面，穿着新潮的金陵贵妇或姑苏娘鱼漫步在装饰一新的街道，从这里生产的工艺品能够通过水路或陆路快速运抵北京或帝国的任何偏远角落。它们就像三四百年后的巴黎或伦敦，散播着时尚的信号。

金陵秦淮河

随着持续稳定的发展，“中庸”千年的苏州终于实现了对南京的赶超。

到了清代，苏州府的经济实力已经无可置疑地跃升第一，水网纵横，将它的商业能量带到了它触角所及的所有地方；凭借着发达的县域经济和日渐密集的乡村草市，苏州以一府的经济能量匹敌数省，并凌驾于核心城市规模更大的北京和江宁之上。

“耕读文化”在明清时期的苏州等地演变为一种集读书、经商、家庭作坊等多元集中的文化模式，这是苏州繁荣的又一大社会因素，它见于江南各地，尤盛于苏州。

清代苏州《盛世滋生图》一角

“除却京师吴下有”是对清代苏州城的最好概括，这个相对来说平平无奇数千年的城市，终于再现了春秋吴都的雄风，而且是以数万倍的能量远远盖过，拔得农业社会末班车的头筹。曹雪芹兴奋地写道：“最是红尘中第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

至此，以苏州为代表的江南地区的经济达到了农耕社会的顶峰，社会发展程度明显高于全国其他地区。

跛足的“经济中心”

明清苏州经济的高涨，带动了其政治地位的攀升。清初，合南直隶各府、州为统一之江南省，省会江宁（南京）。

康熙年间，拆江南省为左右两部分，右布政使由宁迁苏，左布政使由宁迁安（庆），南京则以两江总督府统筹江南左、右和江西。右布政使效率很高，立即搬迁，左布政使拖拖拉拉，赖在南京不动。

康熙在此基础上将江北的徐、淮、扬三府划右布政使管辖，形成今天江苏的雏形

右布政使辖区即今江苏，合 最富庶之江宁、苏州二府首字而成，江宁巡抚同迁苏州，不久改江苏巡抚。苏州终于获得了一个省份的命名权，还成了这个省的一部分政治中心。

像之前的南京、杭州等地一样，苏州终因经济地位的跃升而赢得了政治中心。

然苏州经济富庶，政治、文化地位却不如江宁，驻苏州之江苏巡抚，仍然被同省驻江宁之两江总督压一头，南京、苏州同分省城之荣，相互牵制。

到了清中期，又设一新的江宁布政使，将江宁和江北各府从江苏巡抚辖境分出，单独管理。苏州的政治影响大大缩小，仅覆盖苏松常镇四府，连这“半个省会”，当得也着实窝囊。

如此设置，一方面固然是限制地方坐大，威胁清廷；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苏州的影响力存在重大缺陷。

繁华姑苏城（阊门一带，姑苏繁华胜地）

明清尤其是清代苏州经济到达巅峰，苏州这个“经济中心”却是跛足的，主要在三个方面。

其一是有增长，无发展的封建经济。明末推广的一年两作制，大大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和亩产；从明初到清末的五百多年里，中国农业成功养活八倍增长的人口，亩产也达到了原来的八倍，这很大一部分归功于苏州等江南地区的农业创新和两湖地区成为新的粮仓。其中的技术革新是关键的，但这种技术革新却点错了方向，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同样的问题亦反映在手工业领域。

江南经济实际上陷入一种“高水平均衡陷阱”，或称“内卷化”。经济繁荣的表象下，生产力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突破，手工工场的劳动虽然具备了初步的雇佣关系，却缺乏工业化、机械化的倾向，生产技术和动力来源依然没有大的突破。不仅如此，富起来的商人习惯于将剩余资金投入土地、官场或文化活动，重新开始又一轮循环，极少投资扩大再生产，对技术创新不感兴趣。

一方面，大量的精力用于提高人力的效率，但实际上劳动力随着人口增长而变得极为廉价，这种提高显得很没有性价比。另一方面，看似耕地面积不少，然在明清时期人口越来越稠密的情况下，人均耕地面积却不断减少，这是没有未来的，它不是通过从根本上改良技术以实现农业突破，而是通过不断强化精耕细作的特点与不断投入更多劳动力来实现产量的单纯增长，即陷入了无效率的“过密化”。

这种过密化在社会稳定、人口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可以勉强维持，一旦有风吹草动，失去了繁荣表象，它就原形毕露，技术的缺陷会揭露其落后本质，大量农业闲散人口产生，阻碍社会进一步发展。太平天国后，苏州的衰落和上海的崛起就是历史的必然，表面上是两个城市地位因战争原因突然交换，实际上是长期历史因素积累的结果。

时代的差距由此鲜明地呈现，大上海凭借十里洋场的新的经济模式，取代了苏州老旧腐朽的自然经济。这便是苏州人自此以后成为“乡勿拧”和“农二”代名词的原因。

其二是经济中心功能受到其他经济发达地区的掣肘。苏州自古偏居太湖平原一隅，周边强邻环立，影响力困在宁杭的辐射半径内，向北因大江阻隔逾越困难。这样的地理位置注定了苏州不能像南京那样产生全国的影响力，也不会像杭州那样成为绝佳的临时避难所。

清代的苏州经济虽然第一，但离它不到200公里就有第二的江宁府和第三的扬州府。

江宁府比苏州府这个所谓省府所在地的政治地位还高半头；经济功能上，它们的工商业大量重叠，苏州甚至需要依靠南京的地理位置将其经济能量进一步传递出去；文化上虽然苏州书肆林立，但江南各省、府均以南京江南贡院为总汇之所，“天下文枢”依然是南京。这让苏州颇生“既生瑜，何生亮”之感。

苏州虽名为满清经济中心，大清的盐业中心却在扬州。彼时的扬州聚集了全国大部分盐商，淮扬盐业甲天下，清廷颇为倚重。盐铁乃帝国经济命脉之一，整个江南的盐业业务都在扬州进行，而不是苏州，更让苏州这个“经济中心”名不副实。

大清盐商

其三是不够健康。明清时期，苏州造假之风日盛，且遍于各个行业，在食品、工艺品、日用品、钱币乃至骗官（伪造文书）、文物等方面，一个比一个花样翻新。时称苏州的造假除杭州等市井技俩外，更是独门花哨。

除造假外，骗术也是层出不穷。吴人精明，苏州尤甚。《杜骗新书》里就记载84种骗术案例，可谓古今骗术百科全书。晚清《点石头斋画报》中有记录假官的文字，刷新三观。

历史造假更是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江南文人喜自捧，早已不是新闻，近代鲁迅、林语堂等人文字中已多有揭露。明清时期吴县最大的历史造假要数“江南六府”概念的出炉，更有添油加醋，将明清时期苏州等地的繁荣刻意夸大之风，颇有东林之概。时“江南人言及北方，必谤之以自矜”。

清代《笑林广记》中有一篇散文《苏空头》直指“吴（县）人惯扯空头”，“苏空头”之名不胫而走，成为苏州的标签。

再度衰落

清末太平天国战争摧毁了南京、苏州、绍兴等几乎所有传统江南名城，大上海崛起，并在不久之后成为亚洲第一大城市。苏州仅存的富户徙居上海租界，整个苏州地区也开始了人口大量流失的时代。

近代的经济浪潮冲击瓦解着苏州传统经济，使其迅速衰落，近代的苏州始终发展不起来，人们不得不背井离乡前往大上海或其他新兴大城市闯荡漂泊。有些人成为上海的人力车夫、清洁工或码头工，有些人在无锡经商遭受当地工商团体排挤而破产，有些人甚至沦为南京秦淮河畔或汉口租界的艺伎，苏州的衰落似乎伴随着整个社会的沉沦。

上海（艺术照）

江苏巡抚也从苏州迁回了南京，但随后流匪洗劫，苏州人向孙中山哭诉请求江苏省府重迁苏州。民国建立后，由于南京成为首都，江苏省府再迁苏州；然而好景不长，袁世凯裁撤南京府，省会又回南京，和苏州说再见。

浙人蒋重定首都于南京，江苏省会之争再起，最后花落镇江，苏州捶胸顿足。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眼见着上海、南京等地越来越洋气，连隔壁的千年小县无锡此时也崛起为全国工商业重镇，自己还得听命于镇江的省府，苏州一度颓丧，越来越土气，越来越贫穷，落后于时代大潮。

连苏州人自己也感到“每每漫步于沪上，只觉见识短浅，乡音土俗，往往藏拙，却又弄巧成拙，比江北腔之镇江亦远不能及”。由此观之，经济真乃一切之衡量器。

日军侵华，苏州居然在汪伪统治下成了伪江苏省会，真是造化弄人。抗战胜利后，苏州打回原样，省会回镇江。

建国初期，江苏分为南京市、苏南行署区、苏北行署区三个省级行政区，苏南行署驻无锡，苏北行署驻泰州，都和苏州无缘。无锡、泰州都有工业基础。

镇江近代建筑群

重现生机

苏州已成为“上海旁边”的真空存在，以上海马首是瞻，省内人称“苏老五”，车牌代码苏E。在老一辈人眼中，苏州就是一个落后的小城市，在80年代以后也不过是一个有着园林特色的旅游目的地而已。

然而就是这个“园林特色的旅游目的地”，然而就是因为在“上海旁边”，然而就是在80年代，苏州起飞了。

他们有着过往的荣光记忆，骨子里憋着一股劲，样样都要力争上游，尤其是在招商引资方面。苏州看到外商纷纷进入中国的机会，就想要利用他们的技术实现“苏城复兴”，改变苏州的“城运”。这就是他们近代落后的原因，现在他们想“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

就是这样，倚仗背靠大上海的优势，苏州巧妙运用所有能够动用的资源和优势，让新加坡工业园区等二十多个国家级开发区和几十个省级开发政策补贴陆续落户苏州。从此摆脱了经济发展不起来的恶循环，走上了顺风顺水的加速道。

80年代苏州工业园区一带

苏州拥有全国最多的开发区政策。作为江苏举全省之力的补贴所树立的经济典型，苏州是模范，是代表，占尽地利，如鱼得水。外商嗅到了发财的气息，纷至沓来。很多人说，苏州的钱都被外资拿走，苏州最大的获得可能是赢得了gdp，但其实他们忽略了，苏州更多的还赢得了技术。

苏州一向看不上的苏北，也在苏州崛起之路上承担了重要使命：苏州负责经济，苏北负责种地是当时的全省定位，苏北牺牲自己的土地资源来承担自苏州转移而来的耕地红线任务。苏州所负担的耕地指标红线指标大部由苏北代承，苏州只管代工，优先享受省内资金调拨，从此不再需要种地。

此举可谓一举两得。由此，苏北、安徽地区人口大量涌入苏州，进一步推动着苏州的发展，一个良性超级循环建立起来了。今天，苏州本土方言式微，和现代化息息相关，大量外地人的涌入正式宣告苏州成为一新的“移民城市”。

今日苏州工业园区

由代工而起，苏州形成了一条条完整的产业链，一片片崭新的城区，新兴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处女地依次被开发，现反而成为江苏最大的一片优化开发地区。事实上，苏州的政策远比特区多得多。

由此，曾经灰头土脸的苏州不见了，代之以“上海后花园”的美名，现在每每强调“沪苏同城”，想要与上海比翼齐飞。

早在明清时期便已形成雏形的苏州县域更是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生机，县域经济的勃兴是“苏州密码”的又一支柱。今天，苏州代管的昆山、常熟、张家港、太仓四大县级市全部进入全国县级市十强，占整个苏州市的经济比重更是超过一半。这不仅是全国第一大外资市使然，更有着历史传统。

1992年，江苏第一家肯德基落户南京；1995年，江苏第一家麦当劳又落户南京。此时苏州经济虽然已经崛起并超过了南京，但商业上的落后还是让它倍感尴尬。要知道，隔壁山东这两家“首店”可都是落户在经济总量最大的青岛。

苏州“知耻后勇”，2003年当星巴克来临的时候，几乎和南京同时开出，而后更是以惊人的速度扩张，凭借与上海星巴克中国总部接近的优势，乘着经济飞速发展的东风，苏州现在已经是开店数仅次于上海、北京的第三大“星巴克城市”。

前几年，一直有苏州网友在网上放风“江苏省会即将迁往苏州”，看来，苏州几百年的“省会之梦”至今不灭。对南京的吐槽，可能不光折射出苏州的“羡慕嫉妒恨”，还有对这几百年来艰难争取省会之路的自况。

也许，苏州的命运在明初便已确定。

|文：城事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