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育飞
《王湘绮先生像》，选自王代功述《湘绮府君年谱》
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湘绮楼日记》书影，据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影印本
同治九年正月初五日日记对食量的记载
《湘绮楼日记》，王闿运著，岳麓书社，1997年
湘菜蒸鸡
五、以食观世与饮食书写
宴饮活动多了，饮食活动也逐步成为王闿运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例如王闿运十分注重餐桌礼仪，往往以此与所读礼书相互印证。又如，晚清时期，一些大家族兴起承包伙食的风尚，这种新风尚不为王闿运认可，他直觉这是一个家族即将衰败的征兆。如光绪二年九月廿七日日记记载：“黼便邀往午饭，设食，有旧家风。问其火食，已包与厨人，则又不似旧家典型也。凡火食无论丰俭，必不可包。包者明知其中饱而但图省费，则泽不下逮，权不上揽，浸久而家人但知吃闲饭，以家主为债主而已。”李星沅之子李桓邀请王闿运至其家午饭，王闿运从饮食上判断李氏尚有旧家风，然而从承包伙食看，王闿运以为李氏家族已经失去旧家族的典型。从李桓儿子李辅燿《饰待草堂日记》记载来看，至辛亥鼎革之后，李氏家族的包伙食行为再难以为继。由于厨师和主人不合，甚至连李氏家族祭祀的供品有时都无人承办。又如，民国元年（1912）十一月廿三日，王闿运的弟子“欧迎接吃面，往则无设，仍早饭例，云包火食厨馔也。好客正自不易”。因为欧家外包伙食，王闿运受邀赴宴居然吃了个空。王闿运以“包伙食”模式看待家族兴衰看来并非瞎猜，而是日常生活经验练就的火眼金睛。
不仅通过饮食活动观看外界，王闿运也常通过饮食自我审视。王闿运不得不宴饮，其中有许多无可奈何，但日记中偶或一现的记载，却显示他是各类宴饮活动中的清醒者。王闿运的同情之心，在饮食活动中时常闪现。如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三日，“竹丈招饮，以其老贫，设食不易，强诺之。又与萧杞山连席，亦少食肴品，但不饱啖耳”。王闿运深味于贫穷，对于世态有极深的体会，故能以常情处世。此外，王闿运在各类酒席上极少醉，始终保持清醒。同治十二年二月十七日，王闿运“赴雁峰东寮，江、张、金、蔡招饮，四坐廿馀人，轰饮大醉，余独醒，坚坐待散，骑还”。王闿运每于稠人广众中，能清醒独立，不随人而俯仰，故饮酒终不醉。这些，都显示王闿运对于频繁而无聊的宴饮活动有清醒的认识，对于各类宴饮活动，王闿运有不得不参加的理由，但他并没有就此迷失。
王闿运善于以食观世，故其日记的饮食书写也值得关注。就《湘绮楼日记》的饮食书写而言，真实是其最大特色，日记中关于饮食的记载读来令人感觉十分真切。如同治十二年三月十日日记云：“雨田强我饮于太和……复同往太和，子春兄弟皆至，待菜颇久。……殊未饱，呼饭又得小杯，殊不快，姑食尽而客欲去，及送客复再食，已不饥矣。”这一段写得十分真切，王闿运接受宴请，往往不能饱饭。又因为宴席常被打断，断断续续地吃，难以畅快，然而王闿运对此也无可奈何。凡是吃过一些酒席的人，恐怕都有这种体会，王闿运日记的可贵之处，在于每能琐琐屑屑道出。王闿运敢于在日记中自曝丑态，并不讳言自己常被人放鸽子，宴会吃不饱的窘态。对那些不出彩的饮食行为，王闿运一一笔之于日记。同治十二年六月十三日日记云，“六月十三日，饭于杉桥，日烈不可进，……强至大胜，解鞍大睡。复命店主作白粥，店妇出咸菜佐食，日暆乃行”。这种简单的充饥行为，王闿运也不惜笔墨记载。王氏日记，由此往往令人生出奇妙的穿梭之感。在王闿运同一天的日记中，有时是此类极度日常琐碎乃至于无聊的吃喝，有时则是对于四部书籍精辟的见解，所谓高尚与庸常如此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固然，我们都知道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常常在有意义与无意义之间游走，但剪裁于个人的文字书写，不免消解了文字的崇高性，王闿运无意于在日记中塑造崇高的自我，却意外道出日记之于生活记载的真实性。
在对饮食的记载中，王闿运似乎也定下一定之例。《湘绮楼日记》形容菜肴的词语是旨、洁、佳、不佳、鲜等少数词语。如同治十二年五月十二日，“立堂留别，设酒二席，至者十人，菜颇旨洁”。有时这些雷同的套语甚至让人怀疑王闿运词汇的贫乏。但王闿运显然并非不能调遣各类词语描绘一次宴饮和它的食物。这促使我提出新的想法：这些词汇究竟是常规的修饰词语，还是对饮食的精确描绘？如果是对饮食的精确描绘，大概可以反映当时一般饮食可能较为糟糕。然而，通观王氏日记，我倾向于认为这是王闿运有意压抑自己在饮食上的表达。他把更为华丽的词语交给诗歌，而将朴实和简略的语言留给了日记。
校对：刘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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