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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国家税务局通用剪贴发票查询(辽宁省国家税务局普通发票查询)


图1:五本材料摘录: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


图2:材料摘录中“缓攻北汉及遂伐辽”一页


图3:材料摘录《宋史》一叠内的“宋史币价考”“钱币”“赋税”


图4:读史札记“何不食肉糜”草稿


图5:一九八三年四月廿九日钱锺书先生寄吕翼仁的致谢信


自西方的章节体传入并逐渐成为史学撰述的主流体裁之后,传统的撰史方式已与我们渐行渐远了。像吕先生那样老一辈的史学家,之所以还能恪守着这种传统的方式,自与他们青少年时所受的教学、训练有关,也与当时的学风有关。严耕望先生称今日通行的论文体裁为“常行体”(严耕望:《治史经验谈》,见《怎样学历史——严耕望的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73页)。与这种“常行体”相比,由系统的札记建构而成的论文著述,不仅有体裁上的差异,也有撰史程序上的不同。在这里,撰史的程序对史书的质量具有重大的影响。“札记”体的论文著述,既然由系统的札记所组成,那它的撰写程序,只能从读史书、写札记入手,等到札记有了一定的积累,论文或论著也就水到渠成了。吕先生曾批评当年大学生做论文的方式,他说:“最要不得的,是现在学校之普通做论文的方法,随意找一个题目,甚而至于是人家所出的题目。自己对于这个题目,本无兴趣,自亦不知其意义,材料究在何处,亦茫然不知,……不该不备,既无特见,亦无体例,聚集钞撮,不过做一次高等的钞胥工作。做出来的论文,既不成其为一物,而做过一次,于研究方法,亦毫无所得,小之则浪费时间,大之则误以为所谓学问,所谓著述,就是如此而已,则其贻害之巨,有不忍言者已。”(吕思勉:《从我学习历史的经过说到现在的学习方法》,收入《吕思勉全集》第十二册,750页)李伯重先生曾写有《论学术与学术标准》一文,说我国的“学术著作今天越来越被国际学界视为假冒伪劣而不屑一顾”,文中以宋史研究论文为例,说据2005年的统计,“近50年来刊出的宋史研究论著总数多达1.5万篇,而其中绝大部分刊出在这二十五年中”,这些宋史论文中,“1/3-1/2是完全没有学术价值的废品”(李伯重:《论学术与学术标准》,《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三期) 。如果我们把吕氏的史著称之为“札记”体,那么“常行体”应该是“札记”体的“升级版”;有了“札记”体的基础,再来撰写“常用体”的论文论著,就能保证著述的质量,也不易炮制“假冒伪劣”或没有学术价值的废品了。


附录


翼仁女士著席:忽奉惠寄诚丈遗著,念旧相存,不遗在远,既感且憾。犹忆曩先君,得瞻长德凤仪,而无知不悦学,未能多请教益,抚今追昔,弥增悔恨。幸大家能保楹书,复使流布,俾炳烛余明,稍补平生未足之心,差以自慰耳。上月海外人来示家宾四《师友杂忆》一册中,有一章述与诚丈交谊,道及大家,殊有情文。亦寓目可惜未录副也。专此致谢,即颂近祉。 钱锺书敬上 一九八三年四月廿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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