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五本材料摘录：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
图2：材料摘录中“缓攻北汉及遂伐辽”一页
图3：材料摘录《宋史》一叠内的“宋史币价考”“钱币”“赋税”
图4：读史札记“何不食肉糜”草稿
图5：一九八三年四月廿九日钱锺书先生寄吕翼仁的致谢信
自西方的章节体传入并逐渐成为史学撰述的主流体裁之后，传统的撰史方式已与我们渐行渐远了。像吕先生那样老一辈的史学家，之所以还能恪守着这种传统的方式，自与他们青少年时所受的教学、训练有关，也与当时的学风有关。严耕望先生称今日通行的论文体裁为“常行体”（严耕望：《治史经验谈》，见《怎样学历史——严耕望的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73页）。与这种“常行体”相比，由系统的札记建构而成的论文著述，不仅有体裁上的差异，也有撰史程序上的不同。在这里，撰史的程序对史书的质量具有重大的影响。“札记”体的论文著述，既然由系统的札记所组成，那它的撰写程序，只能从读史书、写札记入手，等到札记有了一定的积累，论文或论著也就水到渠成了。吕先生曾批评当年大学生做论文的方式，他说：“最要不得的，是现在学校之普通做论文的方法，随意找一个题目，甚而至于是人家所出的题目。自己对于这个题目，本无兴趣，自亦不知其意义，材料究在何处，亦茫然不知，……不该不备，既无特见，亦无体例，聚集钞撮，不过做一次高等的钞胥工作。做出来的论文，既不成其为一物，而做过一次，于研究方法，亦毫无所得，小之则浪费时间，大之则误以为所谓学问，所谓著述，就是如此而已，则其贻害之巨，有不忍言者已。”（吕思勉：《从我学习历史的经过说到现在的学习方法》，收入《吕思勉全集》第十二册，750页）李伯重先生曾写有《论学术与学术标准》一文，说我国的“学术著作今天越来越被国际学界视为假冒伪劣而不屑一顾”，文中以宋史研究论文为例，说据2005年的统计，“近50年来刊出的宋史研究论著总数多达1.5万篇，而其中绝大部分刊出在这二十五年中”，这些宋史论文中，“1/3－1/2是完全没有学术价值的废品”（李伯重：《论学术与学术标准》，《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三期） 。如果我们把吕氏的史著称之为“札记”体，那么“常行体”应该是“札记”体的“升级版”；有了“札记”体的基础，再来撰写“常用体”的论文论著，就能保证著述的质量，也不易炮制“假冒伪劣”或没有学术价值的废品了。
附录
翼仁女士著席：忽奉惠寄诚丈遗著，念旧相存，不遗在远，既感且憾。犹忆曩先君，得瞻长德凤仪，而无知不悦学，未能多请教益，抚今追昔，弥增悔恨。幸大家能保楹书，复使流布，俾炳烛余明，稍补平生未足之心，差以自慰耳。上月海外人来示家宾四《师友杂忆》一册中，有一章述与诚丈交谊，道及大家，殊有情文。亦寓目可惜未录副也。专此致谢，即颂近祉。 钱锺书敬上 一九八三年四月廿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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