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这是《金史·哀宗本纪》所录金末汴京（今属河南省开封市）瘟疫后惨状。史书未记发生时间，一般认为发生在1232年，蒙金媾和、蒙古大军刚停止攻城后。
《清明上河图》（局部）
《清明上河图》（局部）
汴京繁华终散尽
对北宋末年大疫，太学生丁特起记道：“自围闭，诸生困于齑（音如积，意为姜、蒜或韭菜的细末）盐，多有疾故者，迨春尤甚……自春初在学者才七百人，今物故者三之一，亦可骇也。”由此推算，可能有30万人死亡（即全城人口的1/3）。
这究竟是疾病造成的，还是饥饿造成的？可与3年后的情况相对照。
金兵攻占汴京后，迅速退走，宗泽夺回汴京，并守卫了2年。宗泽病死后，程昌寓继续守城，直到1130年，“京师（指汴京）甸内县犹为国家守，粮食乏绝，四处皆不通，民多饿死”。同年，金兵再夺汴京，已是城中“强壮不满万人”。
假设汴京失陷后，城中还留有60万人（即全城人口的2/3），则后来人口快速下降，应是饥饿造成的，其速度、规模并不亚于大规模传染病。
可见，北宋末的汴京大疫，可能并非传染病。
金兵再度占领汴京后，又转交给伪齐。1137年，金废伪齐，第三次占领汴京。1139年，宋金议和，又将汴京还给宋朝。1140年，金兵毁约，第四次占领汴京。同年，为避岳飞进攻，一度又放弃汴京。直到岳飞退兵，金兵才第五次占领汴京。
几方反复争夺，恶化了汴京的生态环境。
据过汴京的南宋使者记载，已“京城（指汴京）外不复有民舍”“汴水断流……河益堙塞，几与岸平，车马皆由其中，亦有作屋其上”，城外的护龙河也被淤塞，“城壕填垒殆尽”。
金朝汴京有三百万人？
金海陵王完颜亮（1149年至1161年在位）时，有意“千里车书一混同”。1158年，下令“起天下军、民、工匠、民夫，限五而役三，工匠限三而役两，统计二百万，运天下林木花石，营都于汴”。
重修汴京给环境带来巨大破坏。
北宋为修汴京，周边森林已被砍伐一空，到完颜亮时，只好去六盘山找大木。六盘山离汴京甚远，“高深而阻绝，唐宋以来不能致”。为将大木运出，金人建长桥十数里，再走水路，“运一木之费至二千万”。
完颜亮时，金朝内部矛盾已白热化。金初期皇位传承是兄终弟及制，君臣关系相对平等，转为父死子立后，叔辈权力受限，引起不满，遂有“金以儒亡”之说，意思是金朝高层倾向儒家，致精神文弱化，国力中衰。
据《元史》载，忽必烈曾就此问名臣、在金国当御史台掾的张德辉，张说：金国宰相中有一二儒生，其他都是女真贵族和武将，论及国家大事，从不让儒生参与。儒生提三十条建议，只采纳一条，这怎么能说是“金以儒亡”呢？此论得到忽必烈赞同。
完颜亮虽重修了汴梁城，但连年征战，河南已是一片荒野，根本养不活一座大城。汴梁城中也比较荒凉。
那么，金末汴京大疫的记录就很值得怀疑。
根据史料，至少90万人死于瘟疫，而第二年汴京投降时，有147万人，而蒙古大军攻城16天，据说城内外死亡百万人，则1232年时，汴京人口竟多达350万人，这怎么可能？
大疫起因引人深思
就算当时汴京确实病死90万人，也不太可能是鼠疫。
首先，瘟疫发生在蒙金媾和后。此前金廷强制括粟，“自亲王、宰相已下，皆存三月粮，计口留之，人三斗，余入官，隐匿者处死”。战争结束，“步军始出封丘门采薪蔬”，是大饿后大饱引发的疫情。
其次，战争结束于当年五月，天气已暖，突然“大寒如冬”，也是引发疫情的一因。
其三，肺鼠疫患者淋巴结肿大，死后全身发紫，易辨认，却无当事人提及。汴京大疫中患者“咯吐不已，肌肉干枯而死者多矣”，与北宋末年相似。
其四，蒙军虽是从鼠疫源头之一的蒙古草原出发，但已在中原征战两年，为何到汴京才引发瘟疫？事实上，蒙古西征比欧洲黑死病流行也早2年，除传教士编造外，无实证。对于貌似“对上了”的史料，应特别谨慎。
名医李杲曾接触过“大头天行”（即腺鼠疫），还研发出普济消毒饮子，对汴京大疫，他却不提鼠疫，而是批评：“由其朝饥暮饱，起居不时，寒温失所，动经三两月，胃气亏之久矣……以调治差误，变而似真伤寒之证，皆药之罪也。”认为医生误诊，用猛药伤了患者本已衰弱的胃气，酿成悲剧。
据史料载，当时医生竟用巴豆、承气汤，对久饿、营养不良者，如此用药，何愁不死？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发送邮件至123456@qq.com 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