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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12月20日，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发布了著名中国研究专家傅高义去世的讣告。讣告说：“我们非常悲伤地宣布我们的前主任傅高义教授（1930-2020年）去世。傅高义教授曾在1973-1975年和1995-1999年担任中心主任。他是我们中心真正的守护者，一位博学的学者，一个很好的朋友。我们会非常想念他。”傅高义在接受外科手术后恢复不佳，病逝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的一家医院。

傅高义精通中文和日文，被认为是美国唯一的一位对中日两国事务都精通的学者。他对中国问题的观察和写作持续了整整四十年，在哈佛大学，有着“中国先生”的称号，著有《邓小平时代》一书。

高 倾十年之力写《邓小平时代》

2013年《邓小平时代》简体中文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一年后该书销量已突破70万册。在书中，傅高义以丰富的史料、国内外重要的研究成果、档案资料和为数众多的独家访谈为基础，对邓小平个人性格及执政风格进行了深层分析，并对中国改革开放史进行了完整而独到的阐释。

三联书店编辑谈到《邓小平时代》不刻板的特点，“傅高义写《邓小平时代》，最初的目标读者是美国大众，想让美国人多了解中国，多了解亚洲。所以这本书的行文不刻板，不枯燥，而是颇为流畅好读，有时还会点缀一些有趣的花絮，诸如邓小平和李光耀会谈，忍着不抽烟之类的细节。”

“傅高义先生是一位美国人，却有着‘中国先生’的称号。”谈及此书出版的过程，三联书店编辑告诉北青报记者，“傅高义对中国问题的观察和写作持续了整整四十年，长期关注广东的当代变迁。他的中文也讲得流利，对中国的政情、舆情以及社会经济状况相当了解，对出版《邓小平时代》简体中文版的工作也高度认可、理解和支持，在编辑出版过程中不时予以指点和校正，改正了英文版的一些史料讹误、行文偏差。傅高义先生还为三联书店的中文版专门写了序言。”三联书店编辑回忆说。

义 把该书60万美元版税捐给母校

1999年秋季访问哈佛大学并选修了傅高义中国研究相关课程的学者周晓虹在《东亚的审读与傅高义的人生》一文中介绍：“记得傅高义从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退下来不久，即开始强化他的汉语，每周二、四两个下午都跟着一位从华南师范大学来的女老师学习中文。我当时并不知道缘由，只是感叹他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后来才知道这位年逾七旬的老人又开始了一项更为巨大的工程：用了十年时间撰写长达七百余页的《邓小平和中国的转型》（即中文版《邓小平时代》）一书。而再度学习中文，像他后来所说，只是为了能够直接从事访谈，从而收集更为广泛的第一手资料。这部后来被誉为‘对邓小平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和中国风云变化的改革开放进程的全景式描述’的著作，获得了包括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终选名单’等一系列奖项。2013年初，中文版《邓小平时代》由三联书店出版，到我十月再访哈佛时不到一年的时间已经卖出去五十万册。那天傅高义告诉我，60万美元的版税他一分都没有留，全部捐给了自己的母校威斯理安大学。我好奇地问他，为什么没有捐给哈佛，老先生直言：‘哦，他们不缺钱。’”

傅高义1930年7月11日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特拉华市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50年，他毕业于美国俄亥俄州威斯理安大学。在服过两年兵役后，傅高义在哈佛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开始研究中国是在他30岁那年，当时哈佛东亚研究中心获得一笔基金，想培养研究中国的年轻学者，学成后可以留校任教。傅高义就这样走上了中国研究之路。

“傅高义”是他在从事中国研究后给自己起的中文名字。

他的英文全名是Ezra Feivel Vogel。因为Vogel的发音像是中文的“fugao”，再加上他英文名的首字母是E，他给自己取了“义”字。按照傅高义的解释，“义”在中文里属于很高的道德水准，也恰恰是他心中伦理的至高境界。

文/本报记者 高语阳 董鑫

追忆

中文招呼记者 泡上中国茶

2005年，当时正值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北京青年报社策划了全球采访行动，我和另一位记者李湘荃被派往美国采访。

4月13日上午，我们来到哈佛大学。当时还没有手机GPS定位，我们拿着地址边走边核对门牌号，终于在街道中段找到了傅高义的家。这是一座乳白色的二层小楼，让我们有些惊讶的是，这座小楼竟然是几家人合住，傅高义的家在二层。

一见面，傅高义就用中文招呼我们，将我们让进客厅，又给我们泡上中国茶。听话音，观举止，如果忽略他的肤色，真以为就是在一位中国老大爷家做客呢。当时，75岁的傅高义刚卸任费正清中心主任一职，但他仍坚持学术研究，并在多年后出版了著名的《邓小平时代》一书。

傅高义用中文接受了采访，那次采访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傅高义说，日本人发动侵略战争是其自身发展的要求，但结果是对亚洲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伤害。其实，一国崛起完全不用通过战争实现。

文/杨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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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也是“日本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