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4月25日是农历几号(1942年阴历4月25日阳历是几月几号)

　　以下就抢运经藏长期存在过的有争议的问题，根据已掌握的资料梳理如下，以期启迪教育后人，发扬党的光荣革命传统。

　　抢运《赵城金藏》的准确时间，大量史料确证是1942年4月25日（农历三月十一）。然而，《人民日报》1957年3月17日刊载《血染的经卷》，把抢运时间误说成是1944年3月13日；1982年12月21日《解放军报》刊登的《抢运珍贵文物〈赵城金藏〉》，时间说成是1942年5月；《人民铁道报》刊登的《〈赵城金藏〉获救记》，把时间说成是1942年4月初的一天深夜，等等，这些失误之处，应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予以纠正。

　　关于抢运经卷的次数，是一次抢运成功而不是两次抢运。而1982年《文物天地》第四集登载的《赵城金藏六次转移记》称抢运《赵城金藏》是分两次进行的，即李溪林、徐生芳主持抢运一次，杨泽生主持抢运一次。此为误说。

　　关于抢运《赵城金藏》的上级领导，主要是太岳区党委和二地委。赵城县委接到二地委书记史健的指示后，县党政主要领导立即组织研究制定了抢运方案，组成了由县长杨泽生、县游击大队长徐生芳、县公安局长刘骞三人组成的指挥小组。杨泽生负责统一指挥，徐生芳带游击大队和第二军分区派来的一个连，由副营长罗志文、指导员王万荣带队负责警卫和现场指挥，刘骞负责带领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机关的党员干部和从近山几个村调来的可靠党员组成的一百二三十人的队伍，每人带一床单或包袱皮，分成了若干小组，以组为单位，拉开距离去寺院往返背运经卷，先背到离寺院十华里的郭家节，然后用准备好的驮驴再驮到霍山后地委所在地安泽县亢驿村。然而，《一场没有枪声的战斗》（载1982年8月15日《北京晚报》）等文章谈及此事时，具体情节和人物存在出入，与确证的史料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