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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要过年了，上海写字楼里Linda、Mary、Michael、Justin将挤上火车回家乡，名字又变成了桂芳、翠花、二饼、狗剩。”近年来，类似的春节返乡段子层出不穷，与此同时，吐槽亲戚的帖子也屡屡在社交网络上引起共鸣。

因此，“这些关于‘过年回家’的集体吐槽，是‘小城中产的孩子们’在受过高等教育、皈依大都市生活之后返身与父辈之间的斗争。”罗雅琳指出，在大城市生活工作的年轻人的真正身份是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的“都市新穷人”，于是“现代”价值观便是他们反击父辈的唯一武器。两代人家庭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差异本是无高下之分的两种选择，却在年轻人占主场的舆论场中被贴上了“现代”与“传统”、“世界化”与“地方性”、“先进”与“落后”的标签，反映出的是乡土中国失去了“现代性”的问题。

在“乡愁”之外，另一种流行于都市的乡村叙述是“乡怨”。“乡怨”的出现同样与“返乡”这一行为有关，其写作者同样是那些从外地进入大城市并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当他们在春节这样的日子“返乡”之时，一种或可名为“乡怨”的情绪便会集中爆发。

充满“乡怨”的知识青年凭借着在大都市学来的中产阶层价值观反击父辈，但他们自己尚未成为真正的中产阶层，否则就不会在亲戚的提问前无地自容。他们的真正身份，是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的“都市新穷人”。这群年轻人大多受过高等教育，活跃于新兴媒体，操纵着当下的文化话语。他们大多怀抱着上升的梦想，却陷落于消费社会创造出的过多欲望，臣服于虚拟经济和金融资本支配下水涨船高的中国房市。借用汪晖的话说：“他们是不满的源泉，却未能展开新的政治想象；他们在消费不足中幻灭，却不断地再生产着与消费社会相互匹配的行动逻辑。”同为都市知识青年的文化产品，“乡怨”和“乡愁”构成了同一种社会进程的一体二面。“乡怨”折射出他们的不满，而“乡愁”则映照出对新价值寻而不得的虚空。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上升的大地：中国乡土的现代性想象》第四章，内容有删节，经出版社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