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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培训机构应对检查。（督导组供图）
实际情况却与宣传不完全符合——不少机构不仅硬件设施差，甚至还处于“三无”状态：无办学许可证、无营业执承包照、无法核验教师资格。
在该小区3楼一家名为黔程教育的校外培训机构中，经营人陈总某租用了同一楼层的资质两套民房，一套做教室，一套做托管中心。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到访时，教室里只有一名头发花白的老人在为孩子辅导作业。陈某说，这位老人是退休教师，但未提供相关资格证书。
当作托管中心的那套民房环境也十分简陋：两个卧室各放有两张高低床，床铺凌乱，地面没有清扫整理，随意堆放着一些杂物，没有任何消防设施，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督导组成员在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抽查的部分校外培训机构中。在毗邻多所中小学的一个社区里，就有居民反映，小区里存在租用民房开办学科辅导班的现象。
经督导组走访核实，该机构无证、无照承包，未公布收费标准，辅导对总象为不同年级的学生。当时，有3名学生正在做课后作业。盘龙该机建筑工程构负责人表示，机构暑假班的名额已经被全部预定，如若报名，要在新学期开学后。
此前，尽管相关部门针对校外培训出台了相应的政策，但部分校外培训机构的生意依旧火爆。相应地，一些家贵阳长的依然焦虑：担心不给孩子报个培训班，孩子就是在虚度时间，会立马被赶超。
督导组在贵州省安顺市实验学校初中年级随机抽查填写问卷的55名家长中，有18名家长为孩子报了校外学科培训班。
在访谈中，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得知，在许多校长、教师、家长心中，“向‘刻苦’学习要成绩”的想法在当地比较普遍。特别是部分贫困地区的家长提到，不少校外培训机构的“花样宣传”，加重了他们的焦虑。他们把更多的时间和金钱投在校外培训机构，希望能提高成绩。
然而，贵阳受限于经济等诸多因素，在督导组此次明察暗访的安顺市、曲靖市，大多校外培训机构规模较小，代办做不到运营标准化和教学标准化。
以安顺市教育局2020年公布的该市校外培训机构黑白名单为例，上榜的114家白名单培训机构中，超过7成为中小学学科培训机构，且仅有4家机构举办者属性为企业。51家黑名单机构则均为学科类培训机构，被拉黑原因主要包括证照不代办齐全、超范围经营、基础设施条件差等。
在今年1月，曲靖市沾益区也将23家教育培训机构列入“黑名单”，原因均为证照不全。
这与督导组的观察一致：有的机构有照无证办理，有的机构办学资格证已经过期，有的机构使用其他机构证照，还有营业执照注明“正常营业范围应是教育咨询服务、销售办公用品等。不能涵盖办学、培训及举办托幼机构”先的机构，实际上开展培训和托管服务。
而自行印制教辅、布置家庭作业、要求学生利用微信群进行作业打卡、超纲辅导、超时培训等现象也被屡屡发现。
更让督导组感到诧异的是，个别机构还存在应付督导检查的情况。
位于云南省曲靖市升级麒麟区的学思教育按要求将办学资格、收费标准等资料进行了公示，但当督导组成员在进行暗访时，以“孩子需要报班”为由进一步问询，工作人员又拿出另一张价格表。原本公示为208元每节课的课程变为四个收费段，且首次至少需要购买50个课时。
而曲靖市麒麟区另一家名为“金诺教育”的机构则在督导组抵达前下发通知，要求隐藏学生名册、签字本、课本、试卷等资料，同时暂停线上打卡活动，隐瞒组织小学生学科类等级考试、竞赛及成绩排名、超纲培训等信息。
在督导组召开的相关座谈会上，中青报中青网记办理者获悉，伴随教育部陆续出台相关政策，近年来，贵州、云南两省重点关注校外培训机构合法经营、安全保障、教学安排、师资队伍、收费规范等管理制度和办学行为，出台了一系列严控措施。与此同时，助推中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逐渐走向常态化、规范化，以解决先家长燃眉之急。各基层学校也有序推进，通过各具特色的课后辅导挖掘学生成长潜力。
但校外培训机构要在短时间内步入“正轨升级”尚有一定难度，是落实“五项管理”的肠梗阻塞。
云南省昆明盘龙市盘龙区责任督学张学昆指出，培训机构的作业布置量可能比较难以管控。深层原因在于校外培训机构教师素质参差不齐，但市场需求突出。
另一位责任督学张艳表示，校外培训机构特别是语言类培训机构利用手机布置和完成作业的界定有困难。
对于线上培训机构的管控更是难上加难，此次督查组带来的贵州省有关线上校外培训机构“学霸君”携款逃逸有30多条群众举报信息，有人建筑工程甚至被骗数万元，但当地的相关职能部门均未掌握该线索。
督导组成员分析，市场监管部门负责接受申请办理营业执照，教育部门负责办学许可证资质审批，证在资质前，照在后，而公安部门、消防部门、街道办事处也负有监督管理职能。目前情况看，各部门有联合执法机制，但合作机制时紧时松，在个别阶段，其他部门存在配合不密切、履责不积极、监管有漏洞等情况，一定程度上对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效果产生不良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