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信社“特惠贷”助农增收

正当“宇宙行”沉浸于五彩光环之时，农信社（农商行）早已在各个县、乡、村安营扎寨，步步逼近。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也许是农信社有意无意之举。

贵州农信系统不管是在资产规模、存贷款总额还是机构网点数量都超过当地的工商银行。

只不过人们对这个隐形大鳄视而不见。

贵州第一大金融机构

可能有人说，争第一是“然并卵”的事情。

市场上，各家银行都有意标榜自己“要做精品银行，以服务取胜，告别吃利差的时代”。其实都是把好话讲给客户听的。

地球人都知道，“吃利差”依然是这个时代银行业的“主旋律”。

银行75%的收入依然是来自于利息收入，影响银行利息净收入的最主要因素是“量”和“价”，所谓的“量”是生息资产规模。

生息资产指银行贷款、投资等业务形式的资产,其中贷款规模对银行利息收入的影响尤为重要。

所以银行能否占领市场，规模制胜。

回到贵州农信社话题上，截至2018年底，农信系统资产总额7972亿元，存款余额5837亿元，占全省银行业机构的22.42%；贷款余额4755亿元，占全省银行业机构的19.39%。

假设贵州只有五家大行，份额是一样的，那么农信社就占了其中一个。

但情况并非如此，在贵州的国有商业银行省级分行、股份制商业银行贵阳分行以及地方法人银行等共有20家左右。

但农信社一家的市场份额就占了五分之一，大体相当于建行、农行、中行等几家之和。

所以，时任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秦如培就曾说，各个县级联社加起来，省联社就是全省第一大金融机构。

这个大，不仅是资产规模大，存贷款余额第一，还体现在它的机构密集上。

大家都知道，贵州有1700多个乡镇，但农信系统竟布置了2000多个营业网点，各乡镇、部分街道基本都设立有支行。对于农村人来说，这些物理网点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这还不算什么，最可怕的是农信社把触角深入到村寨的每个农户家中，你家中有几口人，收入情况如何，结婚还是单身，甚至村民们的日常喜好，都摸得一清二楚。

有人就说，一些乡镇干部的群众感情，还不如农信社信贷员对群众的感情更深厚，更实在。

发展“命运共同体”

如果福布斯要搞一个县的权势人物榜单，排在第一的，估计不是书记、县长，而是农商行的董事长。

这个结论似乎有点“不讲政治”，但细想一下，还真有些道理。

以贵州一个中等县份来说，年财政收入约七亿元，可支配的钱非常有限，但一个农商行的董事长，掌管六七十亿元贷款，这笔钱我要贷给谁，贷多少，他的意见至关重要。可以想象，农商行掌握了境内多少企业、机构的“身家性命”。

在县份，农商行对市场的掌控力是独一无二的。部分国有商业银行经常仰仗着大行背景，看起来牛皮哄哄，但到实践中来，却怎么都难自信起来。农信社从资产规模、机构数量、品牌影响力等，简直活生生碾压对手。

一县级支行负责人经常吐槽，虽然贵为国有大行，但现在已严重被边缘化了，县里有什么好事，首先考虑的是农信社，揽储、催收都有党委、政府撑腰。

为了降低不良率，书记、县长亲自部署，对于公职人员在农信社贷款不还，或者给他人担保出现烂账，清不回的要接受处分。

其他银行就不一样了，你收回收不回，自己看着办，没人愿意听你哭诉。

这也难怪，农信社是本地法人金融机构，所有存款必须用在当地，而不像几个国有大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吸纳的存款还需要拿到总部去统筹。

统筹之后，还能留多少钱来支持当地发展，是个未知数。当然，农信社的税收，也是缴纳在当地，有效地解决了地方财政的燃眉之急。

就拿花溪农商行来说吧，每年纳税额高达3亿元，是当地的纳税大户。如果把这3亿元税收放到贵州某个小县、穷县，全县一年的财政收入就有了。

县级联社虽然与省联社有隶属关系，但对于县里来说，还是自家的银行，能指挥得动，但这些国有大行，总部在北京，你想找他“通融通融”，他还得找向上面“汇报汇报”，哪有农信社来的更直接。

农信社与当地已经构筑起发展的“命运共同体”。

在一次农信社改制会议上，省里主管领导曾对县级官员喊话：如果你农商行都不抓，你还懂经济？你还懂金融？那你就是最大的失职、失误。抓好了，就是抓住了机遇。

改制稳步推进

农信社虽然荣升为“老大”，但一直避讳自己的“大”，是有原因的。

国有几大行N多年前已经改制完毕，轻装上阵，股份制商业银行更不用说了，先天具有现代金融的基因。

所以其他银行都在谈哲学的时候，只有农信社默默在处理千头万绪的“家务事”，因为家产多，娃娃也多，梳理这个关系就要费好大一阵子。

大家都知道，产权不清，职责不明，不良率高，行政色彩比较浓厚，是农信社历史遗留的包袱与体制弊端。

因此，对于农信社来说，改革永远在路上。

这些年来，各级党委、政府对农信社改制给予高度支持，贵州农信社改制的进度位居西部第一，截至2017年5月，全省农信拥有农商行55家（含筹建12家），占比达51%。

不过，2017年召开的全省农信社改制暨农商银行发展推进会上，曾提出要在2018年6月30日前全部搞完，但按现在的进度来看，只有继续“稳步推进”。

这里面，主要集中在不良率的处置和法人股的募集上。

在2017年的推进会期间，尚有41家联社的不良贷款达到75亿元，不良率达到了5.17%，超过国家5%以下的要求。

少数农信社不良贷款清收处置进度缓慢，靠转借、重组、借新还旧或无因展期来消化不良资产，过度依赖核销、重组等手段，有效处置措施和力度明显不足。因此，要想达到预期的4%以内，还需脱胎换骨之功。

在法人股募集上，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既然成为股东，逐利就是本能。但是过度逐利，却有可能改变农信社服务“三农”的发展方向。正如一位领导所说的，如果信用社找到一些不好的股东，一天只想搞钱、分钱，你投“三农”“小微”他觉得没搞头，那你就完蛋了，脱实向虚。

任何一件事物在前行的过程中，总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改变不了前进的大方向。

所以中国提出“在发展中解决发展的问题”，农信社亦如是。

从目前的业绩来看，存贷款余额已经突破一万亿，达到1.06万亿元，实现了发展战略的重要一步。

如果贵州把全省84家农信社全部改制为农商行，实行股份制改造，甚至可以引进战略投资者，将可实现业务跨越发展和管理水平的大幅提高。

那时，农信社的“霸主地位”就更加稳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