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质重于形式白话文理解(实质重于形式中的实质指的是什么)

但丁《论俗语》

陈独秀和胡适

鲁迅和周作人

毛泽东在文章里幽默地把“党八股”戏称为根据地的“创作”(“谁说我们这里没有创作？”)，随即“仿照八股文章的笔法来一个‘八股’，以毒攻毒”，给这种文风一口气列了“八大罪状”(一、空话连篇，言之无物;二、装腔作势，借以吓人;三、无的放矢，不看对象;四、语言无味，像个瘪三;五、甲乙丙丁，开中药铺;六、不负责任，到处害人;七、流毒全党，妨害革命;八、传播出去，祸国殃民)。把“党八股”上升到“危害革命”、“祸国殃民”高度并非毛泽东的夸张，而正是基于对五四白话革命历史功绩的体认。毛泽东写道：

1946年毛泽东在延安枣园

他解释道：“我们现在所偏重的纯粹文学，只是这山顶上的一小部分。实则，文学和政治经济一样，是整个文化的一部分，是一层层累积起来的。我们必须拿它当作文化的一种去研究，必须注意到它的全体，只是山顶上的一部分是不够用的。”[22]

把通俗文学和“原始文学”包括在白话革命和白话文的符号建构和形式制度内，显示出五四新文化一代人所具有的、堪比春秋战国之际的“士”阶层的那种“礼失而求诸野”的历史意识和文化抱负。周作人曾在“生活的艺术”这篇文章中总结了这样的文化意识：

“生活之艺术这个名词，用中国固有的字来说便是所谓礼。斯谛耳博士在《仪礼》序上说，‘礼节并不单是一套仪式，空虚无用，如后世所沿袭者。这是用以养成自制与整饬的动作之习惯，唯有能领解万物感受一切之心的人才有这样安详的容止。’从前听说辜鸿铭先生批评英文《礼记》译名的不妥当，以为‘礼’不是Rite而是Art，当时觉得有点乖僻，其实却是对的，不过这是指本来的礼，后来的礼仪礼教都是堕落了的东西，不足当这个称呼了。中国的礼早已丧失，只有如上文所说，还略存于茶酒之间而已。”[23]

借讨论“礼”一字的英文翻译(“不是Rite而是Art”)，周作人透露出他心目中白话革命的根本性文化意旨，即通过把在现代器物文明和政治文明条件下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领域和历史世界定义为“野”，而将尚在自我构建中的新文化定义为“文”。这个现代人所谓的“文”(Art)正是古代人所谓的“礼”(Rite)，即贯通社会经验整体、关联起道德、风俗习惯、情感方式、审美、社会交往、言语表达和高级形式创作等各个层面的统摄性、指导性的“自制与整饬的动作之习惯”。

这种养成为习惯的动作和被风格化了的自然就是生活形式，就是自制与自由之间的微妙共生的和谐。这种形式对外由对“真实存在”的寻求而不断获得佐证，对内则通过形式化、规程化的“安详的容止”而折射出那种“领解万物感受一切之心”，两方面共同界定了新文化沟通内外，为社会大变动中的行动的人提供自由之节制、进退之依据，理性的日常生活的富于意味、尊严但却不造作的安排。周作人写道：

“中国现在所切要的是一种新的自由与新的节制，去建造中国的新文明，也就是复兴千年前的旧文明，也就是与西方文化的基础之希腊文明相合一了。这些话或者说的太大太高了，但据我想舍此中国别无得救之道，宋以来的道学家的禁欲主义总是无用的了，因为这只足以助成纵欲而不能收调节之功。其实这生活的艺术在有礼节重中庸的中国本来不是什么新奇的事物，如《中庸》的起头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照我的解说即是很明白的这种主张。不过后代的人都只拿去讲章旨节旨，没有人实行罢了。我不是说半部《中庸》可以济世，但以表示中国可以了解这个思想。日本虽然也很受到宋学的影响，生活上却可以说是承受平安朝的系统，还有许多唐代的流风余韵，因此了解生活之艺术也更是容易。在许多风俗上日本的确保存这艺术的色彩，为我们中国人所不及，但由道学家看来，或者这正是他们的缺点也未可知罢。”[24]

这种在“新的自由、新的节制”的文化建制中活动的人必然超越以往的雅/俗、文/野、高/低、贵/贱的界限，而创造出一种新人和新文化的气象。在《苦茶随笔》里的““论语小记”一文里，周作人抄录了《论语-公冶长》里面的这段描写：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恨。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周作人接着评论道：

“我喜欢这一章，与其说是因为思想还不如说因为它的境界好。师弟三人闲居述志，并不像后来文人的说大话，动不动就是揽辔澄清，现在却只是老老实实地说说自己的愿望，虽有大小广狭之不同，其志在博施济众则无异，而说得那么质素，又各有分寸，恰如其人，此正是妙文也。我以为此一章可以见孔门的真气象。”[25]

最后这句话也从侧面应证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只反“孔家店”不反孔子的姿态。新文化作者们都在践行自己信奉的“道”和“教”，但他们坚信这种作为生活形式的道和教(“礼”)，在终极意义上来自于人的率性、来自于每个时代的人对自己的“天命”的体认。

六、小品文与新文学的极致

发端自五四前后的白话革命和新文化运动，在三十年代以周作人为代表的一支似乎走入“闲适”的末流，但其中一以贯之的文化意图，却仍旧是对一种自然、平实、诚恳、清明而有分寸感的新的语言方式、写作方式和思维方式的追求和操练;也是对种种虚假、矫饰、空洞、夸张、武断和颟顸的语言风格和思维风格的抵制。周作人曾被左翼作家讥为只顾“闭门读书”、只写“草木虫鱼”。但在他的《看云集》里的“草木虫鱼小引”一文里，我们却看到这样一段：

“我每见金鱼一团肥红的身体，突出两只眼睛，转动不灵地在水中游泳，总会联想到中国的新嫁娘，身穿红布袄裤，扎裤腿，拐着一对小脚伶俜地走路。我知道自己有一种毛病，最怕看真的，或是类似的小脚。……我倒并不是怕做野蛮，现在的世界正如美国洛威教授的一本书名，谁都有“我们是文明么”的疑问，……女人小脚所引起的另一种感想乃是残废，这是极不愉快的事，……金鱼突出眼睛，便是这一类的现象。……照中国人喜欢小脚的常例推去，金鱼之爱可以说宜乎众矣，但在不佞实在是两者都不敢爱，我所爱的还只是平常的鱼而已。”[26]

“想象有一个大池，——池非大不可，须有活水，池底有种种水草才行，如从前碧云寺的那个石池，虽然老实说起来，人造的死海似的水洼都没有多大意思，就是三海也是俗气寒伧气，无论这是那一个大皇帝所造，因为皇帝压根儿就非俗恶粗暴不可，假如他有点儿懂得风趣，那就得亡国完事，至于那些俗恶的朋友也会亡国，那是另一回事。如今话又说回来，一个大池，里边如养着鱼，那最好是天空或水的颜色的，如鲫鱼，其次是鲤鱼。我这样的分等级，好像是以肉的味道为标准，其实不然。我想水里游泳着的鱼应当是暗黑色的才好，身体又不可太大，人家从水上看下去，窥探好久，才看见隐隐的一条在那里，有时或者简直就在你的鼻子前面，等一忽儿却又不见了，这比一件红冬冬的东西渐渐地近摆来，好像望那西湖里的广告船，(据说是点着红灯笼，打着鼓)，随后又渐渐地远开去，更为有趣的多。鲫鱼便具备这种资格，鲤鱼未免个儿太大一点，但他是要跳龙门去的，这又难怪他。此外有些白鲦，细长银白的身体，游来游去，仿佛是东海海边的泥鳅龙船，有时候不知为什么事出了惊，拨剌地翻身即逝，银光照眼，也能增加水界的活气。在这样地方，无论是金鱼，就是平眼的绯鲤，也是不适宜的。”[27]

“小品文是文艺的少子，年纪顶小的老头儿子。……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他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在朝廷强盛，政教统一的时代，载道主义一定占势力。统是平伯所谓“大的高的正的”，可是又就“差不多总是一堆垃圾，读之昏昏欲睡”的东西，一直到了颓废时代，皇帝祖师等等要人没有多大力量了，处士横议，百家争鸣，正统家大叹其人心不古，可是我们觉得有许多新思想好文章都在这个时代发生，这自然因为我们是赞成诗言志派的缘故。小品文则又在个人的文学之尖端，是言志的散文，他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了适宜的手法调理起来，所以是近代文学的一个潮头，他站在前头，假如碰了壁时自然也首先碰壁。”[28]

在言志和抒情、时代与个性、峻急与颓废的结合点上，周作人鼓吹的“小品文”也许的确代表着某种“极致”。但在他想象的水天一色的“大池”里，白话革命的创作实践却正在以多样的风格和形式展开，带给人种种出乎意料的惊喜，见证着、再现着历史的“活水”和时代的“活气”。在剧烈的大时代大变动中，周作人最终做出“苟全性命于乱世”的选择，尽管在他小小的苦雨斋里，他也并没有放弃白话革命的理想，而只是以一种极端个人的、近乎扭曲的方式独自写他的貌似闲适的小品文，向自己眼中一切新老皇帝及其文学体制(包括青年、左翼、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等等)施放暗枪和冷箭。但白话革命理想更大的成就和更大的危险却在一个更为开阔的历史天空下展开，在这个更大的战场里继续战斗的鲁迅，则用他的晚期杂文和文学翻译(“硬译”)提供了一份全然不同的记录。

在他一生最后十年(即“上海十年”)里，鲁迅写作在经历了早期为思想革命摇旗呐喊的“听将令”阶段和中期苦苦寻找自身政治本体论依据、形式强度和文体自觉的“转折”阶段[29])之后，进入了炉火纯青的成熟期和炫技状态，同时也可说在更高层面上回到了白话革命的初始状态。在《三闲集》、《花边文学》、《准风月谈》、《伪自由书》和三部《且介亭杂文》里，我们看到鲁迅通过一系列“名/实”、“表/里”、“真/伪”、“虚/实”、“利/弊”、“有用/无用”、“现实/心理”的辨析，通过“立此存照”式的对当下的介入、讽刺和批判，再一次把作为白话革命灵魂的“形式与内容”、语言与真理、“诗”与“史”等辩证关系置于自己写作和思考的前景和中心。

不过这一次，白话革命的文学实践不仅继续向僵化、停滞不前但却没有完全死灭的封建文化秩序发动攻击，而是同时也在表象、再现、叙事的层面，试图对以上海租界为具体形式的大都市现代性历史经验(包括其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心理方面的高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作出系统的分析、阐释和批判。把“编年”体例上升到“诗史”的高度[30]，也可视为晚期鲁迅对种种“纯文学”的去政治化、去历史化臆想的回应，因此可以被理解为对自己在转折期写作(以《华盖集》、《坟》《野草》、《彷徨》等为标志)中所做的痛苦、艰难的选择的确认、发扬和超越。

五四一代的典范作家作家大多都能在作文时不避俗语和西洋词汇(包括日语词汇)，在风格上取“混合文体”(mixed styles)的路径，“化俗为雅”、亦庄亦谐，朴素地展现出新文化和新人的历史实质和思想实质，体现出生活即艺术、自然即美的审美标准，展示出一种生产性、创造性和上升期文化内在的真诚和自信。这是基于内容的正当性的形式自信，也是基于一种形式正当性的内容的自信。这是五四白话革命时期的中国作家能够在新文明草创期取得经久不衰的文学魅力和精神魅力的深层原因。白话革命发动后短短几十年里出现的伟大作家在风格、审美和意识形态立场上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新文化运动结构性转变的参与者，也都是白话革命精神的体现者和继承人。

2019年5月2日于纽约

注释：

[1]参看胡适《白话文学史》(1928);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1);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1938)

[2]但丁的篇名也许应该直译甚至“硬译”为“论白话之文彩”，与现代欧洲语言里的通译，如”On Eloquence in the Vernacular”对应。但丁说自己寻求的是一种“illustrious vernacular”(尊贵华美的俗语)。但丁的“论俗语”，学界一般认为作于1302-1305年间，本文引用的是1577年版。

[3]沿着历史脉络向前追溯，这些阶段性和局部的尝试和努力包括梁启超的“新文体”、裘廷梁(1857~1943)的 《白话丛书》和“白话为维新之本”的认识、黄遵宪“我手写吾口”的诗歌写作实践、甚至可以上溯到太平天国时期的《戒浮文巧言谕》。

[4]参看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Ern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5]仲密(周作人)，“思想革命，”《新青年》1919年第6卷第4号。收入《谈虎集》。

[6]参看胡适，《白话文学史》

[7]胡适，“文学改良刍议”

[8]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9]陈独秀，“文学革命论”

[10]陈独秀，“文学革命论”

[11]陈独秀，“文学革命论”

[12]仲密(周作人)，“思想革命，”《新青年》1919年第6卷第4号。收入《谈虎集》。

[13]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14]鲁迅，“北京通信”，《华盖集》

[15]仲密(周作人)，“思想革命，”《新青年》1919年第6卷第4号。收入《谈虎集》。

[16]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17]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重点为作者所加

[18]毛泽东，“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19]毛泽东：“五四”时期的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反对封建主义的老八股、老教条的运动，后来被一些人发展到了它的反对方面，产生了新八股、新教条。它们不是生动活泼的东西，而是死硬的东西了;不是前进的东西，而是后退的东西了;不是革命的东西，而是阻碍革命的东西了。这就是说，洋八股或党八股，是五四运动本来性质的反动。”

[20]毛泽东，“反对党八股”

[21]“这样看来，党八股这种东西，一方面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因素的反动，一方面也是五四运动的消极因素的继承、继续或发展，并不是偶然的东西。我们懂得这一点是有好处的。如果“五四”时期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是革命的和必需的，那末，今天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来批判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也是革命的和必需的。如果“五四”时期不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中国人民的思想就不能从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束缚下面获得解放，中国就不会有自由独立的希望。这个工作，五四运动时期还不过是一个开端，要使全国人民完全脱离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统治，还须费很大的气力，还是今后革命改造路上的一个大工程。如果我们今天不反对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则中国人民的思想又将受另一个形式主义的束缚。至于我们党内一部分(当然只是一部分)同志所中的党八股的毒，所犯的教条主义的错误，如果不除去，那末，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启发，拿不正确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恶习就不能肃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而对于老八股和老教条在全国人民中间的影响，以及洋八股和洋教条在全国许多人中间的影响，也就不能进行有力的斗争，也就达不到加以摧毁廓清的目的。”

[22]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23]周作人，“生活与艺术”，《雨天的书》。作者还意犹未尽地继续写道：“去年有西人反对上海禁娼，以为妓院是中国文化所在的地方，这句话的确难免有点荒谬，但仔细想来也不无若干理由。我们不必拉扯唐代的官妓，希腊的“女友”(Hetaira)的韵事来作辩护，只想起某外人的警句，“中国挟妓如西洋的求婚，中国娶妻如西洋的宿娟”，或者不能不感到《爱之术》 (Ars Amaroria)的真是只存在草野之间了。我们并不同某西人那样要保存妓院，只觉得在有些怪论里边，也常有真实存在罢了。”

[24]周作人，“生活与艺术”，《雨天的书》。重点为作者所加。

[25]周作人，“论语小记”，《苦茶随笔》

[26]周作人，“草木虫鱼小引”，《看云集》

[27]周作人，“草木虫鱼小引”，《看云集》

[28]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卷-序》

[29]参看张旭东，《杂文的自觉》(上、下)

[30]鲁迅，“序言，”《且介亭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