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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新冠疫苗！技术遭封锁，中国药业开启百团大战，全球罕见
2020年的2月17日，赵振东奔跑在首都机场的通道里，他的包里装着一份文件，上面印着整个中国所有的医学研究单位和企业。
在他拿到这份文件的几天前，武汉封城，全国进入一级响应，火神山雷神山相继交付使用，这代表着武汉疫情的大反攻已经打响，但全国范围的疫情要何时才能结束，没有人知道。
而赵振东和他手里的文件，就是彻底消灭这场新冠疫情的关键，他要发动一场中国医药界的百团大战。
这是中国药业大逃杀的第三期，这一期，我们的主角就是这支和你我息息相关的新冠疫苗。
新冠疫苗
2020年1月20日，武汉成立疫情防控指挥部，进入战时状态，钟南山在央视连线中面对十四亿国人明确表示，确定人传人现象。
也是在同一天，千里之外的北京科兴办公室里，几名技术骨干聚集到了一起，他们讨论的主题是，要不要研发新冠疫苗。
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2003年非典疫情时，科兴研发过SARS疫苗，但是刚刚推动到临床1期，疫情就消退了，投入的所有资金和人力都打了水漂，研究结果只能全部封存，现在，同样的局面再次上演。
武汉疫情
这场会议结束时，所有参会人员都表示，还是要研发新冠疫苗，哪怕是无用功。
8天后，科兴中维正式启动代号“克冠行动”的新冠疫苗研制项目。
当时的科兴还不知道，他们并不是唯一启动了疫苗研发的企业。
科兴会议的第二天，国家应急科技攻关项目启动，科技部副部长徐南平在武汉召开了新冠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的第一次会议，包括钟南山在内的多名院士参与其中。
钟南山
这场会议，是中国新冠疫苗诞生的关键，因为它解决了一个问题：新冠疫苗研发到底走哪条路？
医学界的疫苗一共有五种类型：
- 灭活疫苗
- 重组蛋白疫苗
- 腺病毒载体疫苗
- 减毒流感病毒载体疫苗
- 核酸疫苗
其中，灭活疫苗和重组蛋白疫苗是传统技术路线，就是把新冠病毒的尸体提取出来注射到人体里，让免疫系统知道新冠长什么模样。这两个路线的优点是技术成熟、方法简单、可大规模接种；缺点是免疫原性不足，需要多针接种，同时制备过程会有病毒泄露危险。
腺病毒载体和减毒流感疫苗是新型技术路线，两个在技术上差不多，都是用病毒作载体，然后在里面装入新冠病毒的蛋白基因注射进去，这样就可以直接让免疫系统触发识别。优点是有效性高、不良反应少、只需要接种一针；缺点是因为需要人体没有对腺病毒的免疫反应，否则很可能没有效果，所以这两种疫苗在大规模接种上的效率比传统路线差。
核酸疫苗有mRNA和DNA两种，都是直接把带有抗体的mRNA或者DNA注入人体，直接刺激人体产生抗体。这种路线的优点是速度快成本低效率高，缺点就是这个技术太新了，各方面还有待验证。
五种技术各有千秋，考虑到新冠的紧急态势，我们没有重来的机会，一次机会、必须抉择。那么，中国选择了哪种呢？
答案是，全部。
这场新冠联防联控科研攻关组的第一次会议，就确立了五种疫苗同时启动研发，无论哪一条路线失败了，都还有另外的路线作为后手方案。
还记得科幻电影《流浪地球》里，为了救援地球发动机，联合国启动了一个模式，为了保证救援成功，可以不计成本投入资源，这个模式被称为“饱和式救援”。
现在，中国打穿了科幻和现实的界限，我们的疫苗研发，就是一场“饱和式救援”。
《流浪地球》
当然，这并不是一句简单的全线并进就能得来的成果，这需要整个中国医药界的全部努力，在新冠疫情到来之前，中国的疫苗产业并不强大，甚至说连健康都算不上。
长期以来，全球的疫苗行业都是高度集中的，英国的GSK、法国的赛诺菲、美国的默沙东和辉瑞，这四家公司垄断了全球90%的疫苗市场。
而中国的疫苗历史，几乎就是和这几家公司缠斗的历史。
1955年，中国爆发脊髓灰质炎疫情，仅北京就有一千六百多个儿童因此瘫痪，中国向国际紧急采购脊髓灰质炎疫苗，结果遭到美国技术封锁，顾方舟博士临危受命，带领团队在防空洞里科研攻关，成功制造了脊髓灰质炎疫苗。为了验证效果，他毅然把第一剂疫苗喂给了自己的儿子。
顾方舟
此后的几年中，脊髓灰质炎在中华大地悄然消失。
1970年，全中国有接近1.2亿人长期携带乙肝病毒，给整个社会都带来了巨大的阴影，要解决乙肝，只能通过疫苗，但是默沙东公司对中国实施了疫苗封锁，我们只能自研。
1975年，陶其敏教授带领小组成功研发乙肝疫苗，因为没有标准的实验动物，陶其敏把第一针疫苗打到了自己身上，用生命换来了疫苗可行性报告。
陶其敏教授在试验自己研发的乙型肝炎疫苗
自此以后，乙肝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道尘埃。
再到2000年，当时中国每年死于肺炎球菌性疾病的婴幼儿高达三万名，解决这个感染病的唯一办法，就是惠氏制药的13价肺炎疫苗。2009年，辉瑞通过巨额并购惠氏制药，成功垄断了13价肺炎疫苗，此后的多年里，辉瑞利用这个疫苗专利，一边收取高价挣钱，一边在全球封锁其它公司的科研。
辉瑞公司生产的13价肺炎疫苗
直到2020年，玉溪沃森制药花了15年研制出国产13价肺炎疫苗，终于撬开了辉瑞公司在中国婴儿身上吸血的嘴。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当新冠疫情来临时，中国的疫苗产业人的心里都咯噔一声：如果新冠疫苗也被人卡住脖子，我们该怎么办？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五种疫苗路线全部推进的计划提出时，没有人抱怨这将会花费天量的资源成本和无数的人力物力，资源可以再生，物力可以重造，但人命只有一次，只能不计代价、不计成本。
路线确定之后，新冠疫苗攻关组的优先级被提到了最高级：钟南山担任专家组组长；攻关组全面接入联防联控机制；所有研发单位全部纳入管理；资金成本全部由部委背书；整个中国32部门无条件配合。
这种医药行业的大集结，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
这个小组只缺一样了——一个领袖。因为技术的专业性和行动的特殊性，这个小组的组长必须要熟悉疫苗的研发，同时掌握从生物合成到机械产业的每一项知识，还要有能推动五条产业链的统筹能力，这绝不是一般人可以办到的。
2月15日，中国医学科学院的副院长郑忠伟找到赵振东，希望他担任疫苗攻关小组的组长，这个北大毕业，病原生物学出身，参与过H7N9、西非埃博拉项目的研究员接下了重任。
赵振东和他的学生
而我们开头提到那一幕，赵振东奔跑在首都机场，就是为了统筹这些研发单位。在赵振东的统筹下，十三家研发单位各自发起了总攻。
武汉生物研究所、北京生物研究所、科兴中维生物公司、康泰生物制品公司、中国医学科学院研究所，五个单位研发灭活疫苗；
康希诺生物公司联合军科院的陈薇院士研发腺病毒疫苗；
安徽智飞龙科马生物制药公司、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两个单位研发重组蛋白疫苗；
北京万泰生物研发减毒流感病毒载体疫苗；
珠海丽珠单抗生物科技、北京复星医药科技、艾棣维欣生物制药、云南沃森生物技术，四个单位研发核酸疫苗。
疫苗的研发并不是大快紧干就能得到的，每个环节都需要整个产业链的支持和对接，常规的疫苗研发中，整个流程分为四步：
- 一是制备疫苗：在实验室用病毒制备出疫苗；
- 二是动物实验：经过动物实验确定有效性，然后国家监管机构进行安全性评价；
- 三是临床阶段：临床阶段分为三期：1期在少量人群中验证安全性；2期在一定量人群中验证安全性；3期在大规模人群中观察有效性。每一期的实验人数都是倍数增长，临床3期通常需要几万个实验对象进行参照。
- 四是疫苗生产：建立疫苗生产的车间和工艺规范，国家药监局进行审核。
在以往，这个流程是疫苗研发的标准流程也被称为“双十”流程，因为每支疫苗走完这个流程，都要花上十年时间和十亿美金，而赵振东带领小组的任务就是帮助这十三个单位打通每一个环节，把时间压缩到极致。
赵振东（左一）
从疫苗生产的安全规范标准到生物安全评估，再到接种瓶的螺旋式改良和反应管连接器的优化，赵振东几乎以一己之力搭建了一个先进高效的生产体系。
依靠这个体系，康希诺公司的腺病毒疫苗1月21日立项，2月15日得到分离毒株，3月16日启动临床一期，6月25日得到军队药品批件，创造了疫苗研发史上最短记录。
北京生物所的灭活疫苗1月14日立项，58天建成全国第一个P3级生产车间，98天进入临床一期，177天投入使用，335天获批上市，期间总投入超过100亿人民币。
安慰智飞龙科马生物的重组蛋白疫苗，1月29日立项，6月23日获批进入临床，打破重组蛋白疫苗记录。
2020年5月，大半的新冠疫苗研发都推进到了临床三期，这是疫苗上市前最复杂也最艰巨的阶段，需要上万人的志愿者接种疫苗，当时国内的疫情已经得到控制，没有这么多病人，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得从全世界最安全的中国出发，去那些深陷疫情的国家。
2020年7月，中国生物牵头组建了一个特别行动队，各个研发单位分别抽调人手加入这个行动队，他们的任务就是奔赴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寻找新冠肺炎患者进行临床三期的实验，这个行动的代号，名叫“长城”。
长城项目组在阿联酋
三千年前，中国人筑起一座长城保家卫国；
三千年后，我们承先辈遗志，把这道长城修筑到了每一个人身体里。
顺嘴一提，长城团队抵达阿联酋后，因为饮食差异过大，每个人都吃得不好，华为在阿联酋的办事处知道后，给他们送来了大量中餐盒饭。
2020年12月9日，中国生物新冠灭活疫苗在阿联酋注册上市，成为全球第一个上市的疫苗，同时也是第一支在国外上市的中国疫苗。如果要说这有什么意义，那么巴西和阿根廷就是最好的例子。
2020年疫情肆虐时，巴西提出向美国订购疫苗，美国除了收取高价之外，还附带了苛刻的条件，要巴西把自己的海外资产抵押给美国，并且如果辉瑞延迟交货，巴西不能有异议，如果疫苗发生严重副作用，巴西也不能处罚。
阿根廷向美国订购疫苗时，美国要求阿根廷把冰川和海洋捕捞权，这些国家的自然资源抵押给美国。
彷徨愤怒的巴西和阿根廷，为了民众的生命，最终也只能接受条款。
看到这，你是不是后背泛起冷汗，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没有自己的新冠疫苗，我们又会遭到怎样的封锁？
截至2021年7月8日，全国已经有七款疫苗上市，另外还有六款疫苗推动到临床三期，疫苗年产能达到60亿剂，在疫苗的完善度和成熟性上，中国站在了世界第一方阵。
不过，令人惋惜的是，赵振东再也看不到中国疫苗遍地开花这一幕了。
2020年9月16日，赵振东因为过度劳累，摔倒在了首都机场，再也没能起来，在倒下之前，他刚刚完成武汉灭活疫苗生产车间的生物安全检查。
9月17日凌晨，经抢救无效，赵振东离世
赵振东
赵振东离世后，北京大学在网站上写道：“天空不留下鸟的名字，但你已飞过，为时代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传奇并未结束，新冠疫情中，中国做的不仅是启后，还有承前。
2020年4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给浙江一家企业发了感谢信，这家企业叫海正药业，这封感谢信的故事同样是一个传奇。
1937年，日军侵华进入南京，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持续六周的屠杀中，30万中国人死去。国殇之下，未有宽恕。
在这场屠杀中，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办事处的德国人约翰·拉贝，用自己德国人的身份，建立了一个南京国际安全区，保护了约二十五万中国人免遭屠杀，他还用日记记录下了日军的暴行，在后来的审判中成为重要证据。
《拉贝日记》
1938年，拉贝被召回德国，临走之前，南京难民们送给拉贝一块红绸布，上面写着：济难扶危、佛心侠骨。
自此以后，拉贝再未返回过中国，但故事并未结束。
1945年，因为曾经是纳粹党的身份，拉贝被西门子解雇，还遭到逮捕，失去经济来源的拉贝一家穷困潦倒。消息传到中国后，南京市民在不到十天之内，募捐了一亿元汇给拉贝。
1950年，拉贝去世，葬在柏林的纪念墓园，到了1996年，因为墓地的租期已到，而拉贝后代又无力续费，墓园管理把拉贝的墓碑拆除了，得知此事之后，南京政府一次付清了四十年的费用，中国雕塑院院长吴为山出面，亲自为拉贝重新设计墓地。
拉贝墓新墓碑
为了感谢中国的援手，拉贝后代把拉贝的旧墓碑迁到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中，曾经在中国生活三十年，拯救了二十五万人的拉贝，以另一种方式回到了中国。
那么，这个故事和新冠有什么关系呢？
2020年3月，中国驻德大使接到了德国海森堡大学医院一名教授的电话，他们有多名新冠患者，急需一种药品用来救人，这种药叫法维拉韦，是确认对新冠具有潜在疗效的药物，当时只有中国的海正药业在紧急生产。
这个打来电话的人，是约翰·拉贝的孙子——托马斯·拉贝。
托马斯·拉贝与约翰·拉贝雕像合影
他说，疫情肆虐时，他最先想到的就是向中国求援。海正药业知道后，立马捐赠了近十箱药物，还附赠了翻译成英文的临床数据，中国驻德国大使馆组成临时工作组，用最短时间把这份援助物品送到了拉贝手上。
药品送达德国时的照片
新冠的故事远不止此，从攻关组的最高动员，到赵振东因工殒身，再到长城团队远赴险境，新冠疫苗的研发几乎每一帧都是一个传奇故事，正如张载在《西铭》中那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相隔上千年后的今天，他们用自己的行动，撑起了十四亿人的生命安全，筑起了一份大国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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