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进区湖塘奇创平面设计工作室(武进区湖塘路舍装饰设计工作室)

张今

苏轼《归院帖》

苏轼《书和靖林处士诗后》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米芾《珊瑚帖》

苏轼《新岁展庆帖》局部

苏轼《三马图赞残卷》局部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资治通鉴稿》局部

苏州瑞光寺塔出土《陀罗尼经》卷结尾

《陀罗尼经》卷一九黄经纸竹楮纤维（100倍放大）

米芾《书送提举通直使诗》局部所见织品纹

台北故宫博物院工作人员在利用正面反射光拍摄李宗谔《书送士龙诗》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蔡襄奇创《致通理当世屯田尺牍》局部装饰设计所示连珠对蝶纹（左：处理后；右：处理前）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苏轼《致至孝廷平郭君尺牍》局部所示龟甲纹（左：处理后；右：处理前）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久留帖武进区》局部所示花卉纹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苏轼《屏事帖》湖塘局部所示几何纹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黄庭坚《松风阁诗卷》局部所示瓜瓞花草纹

上海博物馆藏沈辽《动止帖》局部（采自微博@拿破破Napopo）

傅尧俞《蒸燠帖页》局部

泗平面设计州宋代造纸遗址遗迹功能分区图

左：推测为抄纸漕的水池（C2）；右：遗址第二层堆积出土石磨、石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蔡襄《陶生帖》中的“散卓”二字

合肥马绍庭墓出土毛笔（脱水修复后）

故宫博物院藏黄庭坚《君宜帖》

《君宜帖》局部用笔

黄庭坚《牛口庄题名工作室卷》局部用笔（采自陈文波《黄庭坚和他的笔工及无心笔》，2017）

黄庭坚小字手札用笔局部对比（左：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致景道十七使君尺牍并诗册》；中：上海博物馆藏《诫子偶书帖》；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山预帖》）

衢州南宋平面设计史绳祖墓出土墨块及其拓本

蓝田北宋吕大忠与前妻、继室合葬墓出土“年立”铭墨块

墨块样本的扫描电镜比较（左：吕大忠墓出土墨块；中：胡开文墨厂制松烟墨；右：胡开文墨厂制油烟墨）

合肥马绍庭夫妻合葬墓出土墨块（左：M1男棺出土；右：M2女棺出土）

常州武进村前南宋家族墓M4出土油烟残墨

黄慎绘《东坡玩砚》图

左：故宫博物院藏（宋）佚名《南唐文会图》局部；右：故宫博物院藏（五代）周文矩《文苑图》局部

北宋箕形砚与抄手砚（左：扬州宝应北宋墓出土；右：蓝田吕英与妻王夫人合葬墓出土）

余杭里山墓室平面图及出土三方石砚

蓝湖塘田吕氏家族墓出土圆形石砚及残留朱砂痕迹

清宫仿宋结绳纹砚及匣

《西清砚谱》著录苏轼题铭结绳砚（从左往右依次为正、背、侧面的写影）

《东坡集》卷一九选叶舍（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南宋杭州刊本）

天津博物馆藏宋澄泥砚及砚背戳记“墨刘万造”

诸暨南宋董康嗣墓出土石砚及其刻铭“碧玉子”

天津博物馆藏宋箕形陶砚及砚侧刻铭拓本（装饰设计刻铭曰：“常忧自己，莫见他非，中中可语，无事早归。范广□。”）

蓝田北宋吕省山夫人墓出土抄手砚背面墨湖塘路书“□氏丁亥孟□□葬”

蓝田北宋吕景山夫妻墓出土三足歙砚及背面墓志拓本

武夷山西门南宋墓出土端砚及其砚背墓志

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奇创马远《西园雅集图》中的文房器用

吕大雅夫妇合葬墓出土白釉圆盒及残留朱砂

吕大雅夫妇合葬墓出土铁镇纸及其线图

南京石门坎宋墓出土石镇纸（六朝博物馆展出，笔者摄）

钱慧安（1833-1911）绘《拢翠品茶图》局部

诸暨南宋董康嗣墓出土石雕龟钮水丞

文房器用是艺术史（特别是书法史）中物质层面的重要组成部分。借用台北故宫博物院何炎泉先生的表述：“很多的研武进区究都隐含着一个基本假设，就是古今书家的工具都是相同的，从未因时代或喜好而有所改变。长期以来的研究惯性确实对书法产生不少误解，往往将物质性的部分归诸于书家的创作，在众人努力下已逐渐形成一部缺乏物质概念的书法史。湖塘路”（《暗花疏影》，2017）文房器用之外，还有许多工作室书法史研究应当观照的物质信息，比如桌椅经历唐五代的发展，入宋后全面流行，便深刻影响了纸、笔、砚形制的变革和人们的书写习惯（黄正建《唐代的椅子与绳床》，1990；杭侃《试论唐宋时期椅子在中原地区的传播》，2019）。这些物质变化的过程在宋代已逐渐被人淡忘（何炎泉《北宋的毛笔、桌椅与书法》，2013），却共舍同形塑后人对宋代艺术的想象，其虽隐秘，若能察之，也能稍增观展乐趣。又或者说，书画主题展同时也是社会生活展，笔墨之外，我们或许能望见更“活泼泼地”苏东坡。

（附记：本文写作仰赖张学锋老师和好友吴一冰、黄伟提供资料帮助，谨致谢忱。）

校对：张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