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群是什么意思地理(集群化是什么意思)

引言

图1：东京都图书馆分布图（2015年）

图2：东京都美术馆和博物馆分布图（2015年）

图3：巴黎博物馆、演艺设施、会议设施是什么、展厅和画廊等分布（2015年）

图4：巴黎图书馆和文献馆分布（2015年化）

图5：纽约各个区域中心和分支公共图书馆分布图（2015年）

图6：上海市文化设施现状分布图（2015年）

注：巴黎的图书馆数据包含图书馆和文献馆；展演设施包括博物馆、歌剧院、画廊、会议中心和礼堂；上海市中心城区、主城片区、新城的空间范围划示依据主要来源于《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

三、文化设施布局的空间机制

“集群化”和“均等化”布局特征背后，对空间机制的研究至关重要，否则，容易造成“为集群而集群、为均等而均等”的非客观合理的导向。

一是城市更新的驱动机制：城市中心从传统政治中心到商业中心到公共活动中心的更新过程中，文化设施“集群化”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工业化时代衰退的内是什么城往往是历史文化建筑的集聚区域，这些历史遗产为日后的文化设施集聚提供了空间。另一方面，由于中心城区通常是展现城市魅力、提升收益、塑造城市形象的场所，因而在城市更新中，在中心城区的一些门户地区如历史河流、海湾、港口、岛缘等，会集聚一批作为城市文化与精神象征的标志性文化集群等。更重要的是，全球城市的中心城区已成为全球城市网络中的重要节点，文化设施通常也不以服务当地居民为首要导向，而是更多地服务区域甚至全球消费者和游客，文化“集群化”特征可以是城市迈向更高发展阶段的共同选择。

二是文化经济的驱动机制：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等文化经济的自身特性，都要求文化设施的“集群化”布局。一方面，从文化产品供给者角度来说，文化生产空间的集聚能够使得文化生产者在文化资源、创新网络以及创意氛围等诸多方面共享共赢[11]，设施“集群化”背后是文化人才的集聚，人与人面对面的及时交流，能激发出新的灵感和创意；另一方面，从文化及衍生产品消费者的角度来看，高密度集聚能够带来更多的选择，有利于提高文化消费的质量，提升单次出行效率，完成多项活动目标，例如百老汇剧院集聚使得剧院之间的剧目、演员等生产资本和生产力也可以相互共享、降低剧院成本，而对于消费地理者来说，高密度剧院集聚也能带来更多的剧目选择，刺激消费者继续消费。

三是城市规划的驱动机制：对于公共图书馆、社意思区文化活动中心等设施来说，很难依靠市场来投资，需要通过城市规划来保障服务的均等化，例如，1970年代的 “东京都图书馆计划”就制定了10年分两步走的全面赶超计划，当时东京都的图书馆设施密度仍为31.8km2/馆，规划3年内达到4km2/馆，在10年赶超欧美水平目标，达到2km2/馆[12]。此外，对于博物馆、美术馆等具有“集群化”布局的设施，城市规划也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如东京上野博物馆群地区等。

上述三大机制的综合作用促进文化设施的“集群化”和“均等化”布局。

四、本研究的政策含义

一是，发挥文化空间化规划在统筹文化设施布局中的平台作用。优化推进博物馆、美术馆、剧场等“集群化”布局和图书馆、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等“均等化”布局，更好地提升文化效益；促进文化空间与公共空间、公园绿地、商业楼宇和地下空间等融合发展，营造浓郁的城市文化氛围。

二是，进一步提升全域文化设施密度和人群覆盖度。不仅要形成与全球城市相匹配的文化空间的核心区域，郊区文化设施也应推进在新城的率先集群，依托地域文化特色，集群赋予每一个文化设施集群的场所意义。

三是，优化文化设施布局应符合当地的文化习惯与自身传统。我国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往往与公共图书馆、小剧场、小型博物馆等综合设置，在布局上具有“大均等、小集群”的特点，这使得社区居民能在15分钟生活圈内便捷地享受各类文化生活。显然，文化空间规划与管理必须辩证看待“集群化”与“均等化”的关系，并与地方传统相结合，才能更好地服务全域发展和人的发展。

[1]高缘，西方城市文化设施集聚地的理论研究[J]，中外建筑，2012（4）：37-39；

[2]Korea Cultural Policy Institute(KCPI)，Developing Cultural District Model to Vitalize City by Cultural Resources．Seoul地理：KCPI(in Korean)．1999；转引自：刘学、张敏、汪飞，南京市文化集群的特征与模式[J]，现代城市研究，2007（10）：24-31；

[3]Santagata,Walter.Cultural districts, property rights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2002,26(1):9-23；

[4]刘学、刘合林，国外文化规划新模式——文化集群研究与规划实践进展[J]，中国名城，2016（12）：84-89；

[5]李炜， 吴义士 王红扬，从“文化政策”到“文化规划”——西方文化规划进展与编制方法研究[J]，国际城市规划，2007（5）：75-80；

[6]黄瓴，赵万民，许剑峰，城市文化地图与城市文化规划[J]，规划师，2008（8）：67-71；

[7]王长松，集群田昀，刘沛林，国外文化规划、创意城市与城市复兴的比较研究——基于文献回顾[J]，城市发展研究，2014(5)：110-116

[8]申立、陆巍、王彬，面向全球城市的上海文化空间规划编制的思考[J]，城市规划学刊，2016（3）：63-70；

[9]BOP，World Cities Culture Report 2012、2015、2018；

http://www.apur.org/article/donnees-disponibles-open-data；纽约市城市规划部官网的数据产品BYTES of the BIG APPLE；国土交通省国土政策局国土情報課《国土数值情报》）

[11]Scott Allen J.. The cultural economy of ci意思ti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1997，21(2)：323 - 340.

[12]朱查松，王德，马力．基于生活圈的城乡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研究—以仙桃为例：规划创新[A]．2010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C]．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