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金林（厦门大学历史系）
禁止砍伐松杉拓片
环境史近十年来已成为中国历史学的重要学术增长点，环境史认为人类历史发展离不开自然环境，环境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人类不仅时时刻刻在影响乃至改变着自然环境，自然环境也深刻地影响人类的历史，自然环境也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主体之一，两者是相互联系、紧密相关的。景德镇之所以能成为举世闻名的瓷都，正是跟浮梁县的生态环境密不可分的。景德镇之所以能够生产出精美的瓷器，受到历代宫廷和各阶层人民的青睐，首要的原因在于浮梁拥有最适合烧造瓷器的高岭土。高岭土跟一般的金银铜铁矿产资源不一样，它是既罕见又寻常的泥土，说它罕见是因为这种土其他地方没有，或者即便有质量也不如此地，说它寻常是因为乍看起来它跟一般的泥土差别不大。因为这种高岭土的这种特质，可以保证景德镇既可以烧出举世罕见的瓷器，又可以持续千年而长盛不衰。
不过光有高岭土还不够，水质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在浮梁县的大小河流中，极少见到淤泥，即便宽达数百米的昌江，也是清澈见底，波光粼粼，这种水质对于烧造瓷器也是大有助益。浮梁县的土质非常适合种植业，适宜的土质使浮梁成为种植茶叶的绝佳之地，早在唐代浮梁县便已成为帝国的财税重地，《元和郡县志》载，唐大和年间，浮梁“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余万贯”，数额可谓巨大。到了近代，浮梁更是成为红茶的重要产地，浮梁县最北部的西湖乡的茶叶便是行销海内外，产生了许多著名的大商号。复旦大学刘永华教授在其著名的晚清徽州排日账研究中认为，19世纪中叶中国通商口岸开埠之后的国际贸易未必会引起小农经济的危机，反而可能为其发展提供一定的契机。考察晚清浮梁茶业的发展情况，大概也可以得到类似的结论，晚清时期浮梁县西湖乡的茶叶贸易大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刘永华教授的观点。而如此偏僻的西湖乡的商品生产（茶叶）为何能够达到如此巨大的规模，延续的时间如此之久，我想自然环境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河流是把制瓷业、种植业以及当地人群连接起来的关键，浮梁的河流呈树形结构，中间自北而南贯穿全县的是发源于皖南山区的昌江干流，东边是呈东北—西南流向的支流东河，西边是呈西北—东南流向的支流西河，然后在浮梁县城汇聚，再往南流经景德镇。这样一种结构正好把浮梁各乡镇和景德镇连接起来，景德镇为众多的乡村提供日常用品，而乡村则为景德镇制瓷业、运输业等提供劳动力和窑柴，人群、制瓷业、植被、河流等等组成一个有机的系统。在这个意义上，景德镇城市与乡村也不是割裂的，而是一个有机的“城乡连续体”（rural-urban continuum），这也有力地挑战了那种认为中国古代城市与乡村是二元割裂的流行观点。正是由于有发达的水路与市镇相通，浮梁乡镇并无定期的集市。笔者猜想，今日浮梁县的森林覆盖率之所以非常高，甚至还保留着整个赣北皖南地区难得一见的原始森林，当地人强烈的环境保护意识和浮梁没有定期集市可能是重要的原因，在景德镇制瓷业大幅度降低对窑柴之依赖的当代，昔日“沦为”窑柴的树木终于得以“解放”，可以“野蛮生长”，而浮梁民众也不必“靠山吃山”。总之，生态环境在景德镇制瓷业的发展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浮梁代表性的碑铭远远不止这些，它们为理解浮梁地区的历史进程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见证。经过多次校对之后，我于2020年夏将书稿交给了浮梁县博物馆，相信不久就可以出版问世。至此，我们算是走完了碑刻史料集制作的所有环节。通过全过程的参与，我对碑刻的认识和理解更为全面了，我更加体会读原碑可纠后人出版物抄录之误。譬如著名的程节、程邻父子碑，《江西出土墓志选编》曾有收录，但是经过与原碑仔细对勘，可知《选编》的录文有许多讹误。我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碑刻不仅具有多重属性，而且需要结合具体的地域社会才能更好地理解。李雪梅在研究中国古代法律碑刻时曾指出碑刻具有文献属性、文物属性和制度属性，文献属性是指碑刻的内容能传递法律信息，文物属性是指碑刻刻立的场所和地点——我更愿意称之为“实物属性”，制度属性是指碑刻的刻立往往要经过公议或审批等特定的程序，并具有明显的约束力和法律效力。要尽可能全面地获取碑刻所承载的信息，就需要充分考虑这三个属性。至于结合具体的社会情境理解碑刻，早已是学界的常识了。
拓印碑铭是非常辛苦的工作，其间充满艰辛、劳累乃至危险，但也充满求知的乐趣和收获的喜悦。由于大部分碑铭位于室外，或在田间地头，或在深山古寺，或在荒宅破屋，或在悬崖峭壁，久经风雨，字迹模糊，我们的拓印遇到了极大的考验。有时候我们必须清理很久方能入手拓印，有时候天气突变导致我们前功尽弃，常常是事倍功半，进展极慢，有时候我们需要提前在溪水中搭好架子，用特制的宣纸才能拓印。因为荒郊野外没有地方铺开宣纸，所以平时看起来简单至极的裁剪纸张也变得异常困难。
除此之外，我们还偶有意外和奇遇。例如有一次我在走访完瑶里镇的梅岭村之后，准备前往下一个村子，就在我行驶到村口转弯处的时候，由于路面铺满了沙子，摩托车忽然打滑，我不慎摔倒在地，手脚严重受伤，鲜血止不住地往下滴，染红了衣裤，摩托车也摔坏了。还有一次我在经公桥镇鸦桥村拓印时，走到山道上，正当我昂首观望前方时，前面忽然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我低头一看，顿时大吃一惊，原来是一条巨大的蟒蛇。这条蟒蛇比碗口还粗，目测至少有三四十斤重，是我迄今为止见过的最大的蛇。或许我这个不速之客也惊到了它，它扑棱一声，滑入山涧，忽焉不见了。
如果说拓碑的主要难处在于体力之苦，那么拓印之后的抄录、断句和校对就是考验我们的耐心和细心了。浮梁的许多碑刻因为位于荒郊野外，历经数百年的风吹雨打，早已风蚀严重，许多碑文字迹漫漶，辨认十分困难。碑文有许多异体字、俗体字，我不得不多方查找比对。断句是非常考验古文功底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对断句都有把握，但有时候遇到不太常见的表达，也会感到犯难。经过反复校对，《浮梁历代碑铭汇编》终于如愿完成。回顾一路以来的艰辛，我们也曾后悔过接下了这项费时费力的“苦差事”，但是看到那散落在荒郊野外的碑铭能够通过我们而留下它们在历史长河中出现过的痕迹，看到遗存在荒草丛中的历史碎片能够汇聚成书，为景德镇留下一份历史记录，我想我们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了。我们不仅学会了一项颇为实用的技艺，提高了动手实践的能力，而且加深了对景德镇历史文化的理解，甚至还加深了对如何研究历史的理解。
校对：徐亦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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