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市台州银行开户行(柳州银行开户行名称是什么)

温州模式的横空出世，无疑是浙江40年改革开放史最重大的标志性事件。

温州街头的“五马奔腾”雕塑（图源：视觉中国）温州街头的“五马奔腾”雕塑（图源：视觉中国）

1988年时温州市区最繁华的路段大南交叉口1988年时温州市区最繁华的路段大南交叉口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头版报样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头版报样

1980年，温州人章华妹领取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份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编号“10101”1980年，温州人章华妹领取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份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编号“10101”

*全国第一份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

*全国第一个探索“挂户经营”；

*全国第一批股份合作企业；

*全国第一个私人钱庄；

*全国第一个实行金融利率改革；

*全国第一个制定私营企业条例；

*全国第一个实行全社会养老保险；

*全国第一座农民城；

*全国第一个农民包机公司；

*全国第一个跨国农业公司；

*全国第一起农民告县长案；

*全国第一个成立个体私营企业联合党委；

……

支撑这些“温州奇迹”的主体，是无数赵开良、孙阿茶式的小人物。

5胆大包天“包飞机”

随着各类“奇迹”的广泛传播、演绎，有些小人物就成了知名人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胆大包天”的王均瑶。

王均瑶和赵开良是小同乡，苍南县金乡镇人，而且也是购销员出身，主要的业务点是湖南长沙。1991年春节，已经跑了5年购销业务的王均瑶准备回老家过年，因买不到火车票，就与一帮生意朋友从长沙包了一辆豪华大巴赶往温州。途中，他突发奇想：我能包汽车，为什么不能包飞机？长沙一带的温州商人就有1万多，从长沙到温州陆路行程1000多公里，乘火车转汽车起码得要两天。如果开通一条空中航线，还愁没人坐？

他越想越兴奋。大年一过，王均瑶一脚跨进了湖南省民航局。接待他的官员被吓着了，什么，私人包飞机？还是个农民？

但方案很诱人。由王均瑶承包长沙至温州的航线，每周两个航次。他必须按飞行架次、里程上缴营运费，而且是提前把承包款打进民航部门的口袋，盈亏自负。也就是说，王均瑶包飞机，民航部门包赚。于是，门开了一条缝：不声张，试试看。

说王均瑶胆大包天，那可是一点没错。此前，王均瑶没坐过飞机。生平第一次见到飞机，是十几岁时在金华市的公园里，和一架部队赠送的报废战斗机合了个影。

时任温州民航站站长张德志回忆说，其实，在王均瑶之前，1990年7月温州机场刚建成开航时，温州乐清有两个农民曾经包过杭州至温州的安24飞机。但很快，他们就以“非法经营”的罪名，被公安机关拘留起来，白白关押了17个月。要知道，那时候，买飞机票还需县团级以上政府部门的介绍信呢！

这一次，王均瑶成功了。1991年7月28日，一架被王均瑶“包”了的客机从长沙起飞，1小时30分钟后，稳稳地降落在了温州机场。一夜之间，王均瑶的大头照被登上了全国媒体的显著版面。

从始至终，王均瑶都不是生意做得最大、最成功的温州商人。但王均瑶肯定是迄今全国知名度最高的温州人之一。正是他，将温州创业的草根时代推向了名人时代。

这，与王均瑶的个性有关。他可能是最善于“弄出响动”的温州人。与绝大多数行事低调，习惯“少说话多赚钱”的传统温州商人不同，无论是登台亮相包飞机还是此后的大小生意，王均瑶总是能以“最开放的浙商”形象聚焦媒体的目光，谋事与谋势始终交织在一起。有人笑言：“王均瑶见到记者就来精神。”

但最重要的，还在于当年王均瑶包飞机的这一“奇迹”，彻底颠覆了千百年来面朝黄土的中国农民的脸谱。想想看，还有什么比“胆大包天”，更能充分体现经历了改革洗礼的中国农民的新形象呢？无意间，王均瑶成为了一种象征，一种精神图腾。他自己，也借势一步登天。

首次包机后，王均瑶成立的中国第一家农民民营包机公司迅速包下了30多条航线，但结局可以说是“惨淡经营”：温州至昆明航线半年就亏损230万元；深圳—义乌—北京航线两年竟巨亏500万元。

王均瑶并没有倒下，而是继续弄出了更为巨大的响动：请香港当红歌星张学友为自己推出的均瑶牛奶做广告；以18%的股份参股东方航空武汉有限公司，成为中国第一家入主垄断性民航业的私营企业；宣布投资6亿元收购并重新改造湖北宜昌机场。

2004年11月7日，38岁的王均瑶因晚期肠癌病逝。此时，旗下均瑶集团总资产达35亿元。

王均瑶“胆大包天”15年后的2006年9月25日上午9时55分，一架空中客车A319飞机从上海虹桥机场腾空而起——均瑶集团全资控股的民营上海吉祥航空有限公司实现首航，其目的地：长沙。

温州的“奇迹”，几乎总是与“奇迹”般的温州人联系在一起。于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发问：这究竟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的行为方式有何特别之处？他们又是怎样将贫瘠的温州变成财富之地的？

6胆子大又肯吃苦的温州人

站在温州的大街上，你一定会得出这样几点深刻的印象：

茫茫人流中，目光游离者不多，形态倦怠者不多，无所事事者不多；他们神色矍铄，活力四溢，步伐坚定且节奏很快，在你面前匆匆而过。

有媒体在报道中做了一个横向比较，温州人走路的频率基本上要比北京人快一拍，比上海人快半拍。这是一座富有动感的城市，这是一群充满生命力的人。他们日夜忙碌，就像一盘永远活泼泼的海鲜大虾。

有好事者进一步推论说，温州人头脑天生灵光，这与他们和大海为邻，喜食鱼虾有关。事实上，温州人在商战中的机敏，恰恰源于他们为求生存而永不停息的创业冲动。

温州人善于经商办厂是出了名的，被赞誉为“中国的犹太部落”。他们的这一禀性既有传统渊源，更多的是迫于现实生存的必然选择。

温州背山面海，历代战乱的大批难民纷纷南迁于此，人口与土地的矛盾十分突出，人均耕地仅三分。土地难以养生，就只能远走他乡，在农业之外的工商业求活路。早在一两个世纪以前，成千上万的温州手工艺人和小商贩就背着黄杨木雕、石雕、瓯绣，从故乡出发，跋山涉水、漂洋过海，一直到地中海沿岸的欧洲以及世界各地艰难谋生。至今，流落海外的温州人多达60余万。这一点，与痛失家园的犹太人颇有相似之处。

饱受磨难、浪迹天涯的闯荡经历，培育了温州人不安分、不守旧、“敢为天下先”的闯荡精神。离开了这样的土壤，王均瑶的“胆大包天”就会成为无源之水。

肯吃苦，也是许多人谈论温州人时最容易得出的结论。

描绘温州人肯吃苦最经典的一句比喻是“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此话丝毫不夸张。

1988年7月，我第一次从上海坐火车去新疆采访。说出来吓你一跳，此行全程约4000公里，按当时的时速，你得老老实实在火车上摇晃四天三夜。因为作为新华社记者的小小特权，我买到了硬卧票——这在当年属于很值得仰慕的待遇——而且是下铺。

差不多两天两夜之后，车过甘肃兰州。天色渐暗，窗外全是让人生厌的单调的黄土戈壁，困乏的我决定早早宽衣入睡。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隐隐感到铺板下有窸窸窣窣之声。睡意迷蒙间弯腰探头：我的天，我的身下还有“下铺”，还睡着一个大活人！

我赶紧喊来乘警。这个30多岁的男子从高度绝不会超过30厘米的“下下铺”——准确地说那只是车厢地板与下铺铺板之间一道较宽的缝里——钻了出来，一脸歉意。

一盘问，温州乐清县人，在乌鲁木齐做服装生意已有7年，有两间铺面，个人资产不少于百万元。这次是去兰州进货，返回买不到票，花50元贿赂了硬卧车厢的服务员，乘黑摸上车。累了、困了，垫几张旧报纸，就地一滚，躺进了“下下铺”。

“睡着了，什么都不知道了，地板和席梦思又有啥区别？”他一面接受罚款，一面极自然地向吃惊的我作解释。不用问，这位八成是经常旅途睡地板的温州老板了。

头脑机敏、胆子大又特别肯吃苦的温州人，并不仅仅在生意场上表现出色。在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时代，对温州人来说，只要是有助于改善自己命运的事，什么都可以试一试，一切“奇迹”皆有可能发生。

7“中国第一农民城”

现在，有了点钱的温州农民准备“造城”了。

1985年1月2日，《人民日报》向全国报道了来自温州的又一个奇迹——《龙港镇发动群众集资建镇》，并配发编者按语以示重视：“龙港镇仅一年多就兴旺起来，这种建设速度实在令人振奋。”

这的确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奇迹。因为，所谓龙港镇本来并不存在，如今，已经崛起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农民城”。

龙港地名很大，其实很小，原本是苍南县方岩下村的一个渡头，距离温州市区约60公里。就因为紧依鳌江又地处苍南、平阳两县交界，这里被批准建镇。但此地既没有龙，也没有港，只有数十间泥坯农舍，再就是一大片滩涂、芦苇和野鸭。

1984年6月，毛遂自荐的第一任镇委书记陈定模来了。他的全部家当，就是上级的一纸建镇批文，派给他的7名干部，3000元开办费。

万事开头难，最难的是没钱——这可是要造一座城啊！还好，先富起来的温州农民有钱。龙港周边是苍南县的宜山、金乡、钱库江南三区，此前章节中出现过的许多温州创业者皆此地人士。1981年时，江南三区的家庭工业产值已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60.3%，万元户一抓一大把。

问题是，收钱的理由是什么？就算口袋里有了几个钱，赤脚的农民又凭什么能进城做穿皮鞋的城里人？“农转非”，中间横着一条巨大的城乡鸿沟。

这可难不倒当过几年县委宣传部理论科科长的陈定模。他从马列经典和各种文件的字里行间发现：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规定，农民可以“离土”却不能“离乡”。但这个“一号文件”同时规定，“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务工经商”。好了，进城的依据有了。《资本论》里马克思还说过“级差地租理论”，这样，龙港有4.1平方公里土地，就可以按不同地段向愿意投资进城的农民“征收公共设施费”。

理论撑腰，底气十足，陈定模动手了。1984年7月，一则《龙港对外开放的决定》在《温州日报》头版刊登，公布了8条优惠政策，提出“地不分东西，人不分南北，谁投资谁受益，谁出钱谁盖房，鼓励进城，共同开发”。

《决定》发出第10天，申请进城的报名农民已近3000户。1984年12月31日，首批登记建房交款的最后一天，一包一包的钞票，一捆一捆的希望，在简陋的龙港镇政府“欢迎农民进城办公室”堆成了小山。

原本认为千难万难的“造城”由此变得势不可当。到1987年，龙港的进城农民已达6300多户，拥有“市民”3万人，集资投入2亿多元，建成区面积102万平方米，修建纵横街道27条，总长23公里，并建起了5所学校、7所幼儿院、3座电影院，还有一个标准溜冰场。

从某种意义上说，陈定模的造城理论只是为龙港的破土而出找到了一个恰当的借口。这场惊世骇俗的“造城运动”大获成功，根本上缘于其顺应了一个早晚都会到来的趋势：生活的富裕并不是千百万农民参与改革的全部目的，他们还渴望得到一次社会结构重组的机遇，以期在这一机遇中彻底改变自身的生存形态。龙港的横空出世，正是这样的“机遇”。

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坚持认为，蒸汽机之生就是磨房之死，传统的乡村小工业根本无法进化成社会化大生产，并滋长出现代城市的新文明。欧洲200年工业化进程，相伴随的只能是大批农民被迫放弃土地，挣扎在大城市的边缘，肮脏且充满血泪。

龙港的崛起，展现的则是完全不同的前景：中国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摆脱了贫困，进而发育城镇，完成从乡村文明向城市文明的历史嬗变。最难得的是，在这种嬗变中，他们始终把握住了自己的命运。

在今后，在浙江各地，我们其实都可以找到龙港的身影。

历史上，浙江仅有杭州、宁波、温州等少数几个所谓的大中城市。1978年后浙江全省性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并非依赖于上述大中城市，而主要依靠如龙港般数以万计的小城镇的兴起，如温州的柳市、桥头，台州的路桥、泽国，金华的稠城、吴宁，绍兴的杨汛桥、大唐，湖州的织里、嘉兴的许村等。农民城——小城镇，这是温州农民的创造，这是中国农民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之后的第三个伟大创造。

同样的改革起点，同样的改革政策，为什么温州活力迸发，每一天都有奇迹发生？

8“假的”还是“真的”

温州也是富有争议的，这种争议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直至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的召开。

有争议是因为温州有“小辫子”。其一是“姓资还是姓社”；其二就是假冒伪劣。这可是一条真真切切的“小辫子”，连温州人自己亦有口难辩。

温州假冒伪劣的主打产品肯定是皮鞋了。

说起温州人做鞋可是有传统的。“明代温州靴鞋即为贡品，进奉朝廷”；“全国第一双猪革皮鞋，第一双硫化、压模、粘胶皮鞋诞生于温州”；“我国第一双高跟女鞋的创造者也是温州人”。“皮鞋佬”差不多就是温州民间手工业者温馨的自称。

到了20世纪80年代，作为既有传统投资又不大的致富之门，温州皮鞋真正的春天来了。全国最大的鞋革专业市场兴起于温州鹿城区的来福门。仅鹿城一个区，就冒出了大小皮鞋厂1254家。当时全市的皮鞋产量就达到年产2400万双，几乎占全国的1/10。

温州鞋价格低廉，款式新颖，在市场上没有道理不所向披靡。

很快，有人发现上当了。

1985年，南京一位消费者向《经济日报》投拆，称她买了一双高跟鞋，谁知穿了一天就掉了跟。仔细瞧瞧，竟是用糨糊黏起来的，而所谓的真皮也是仿牛皮的合成革。

有记者进一步在报道中证实，亲眼看见温州“皮鞋佬”整桶整桶地往厂里搬糨糊。

舆论哗然。一时间，“晨昏鞋”“礼拜鞋”“伪劣商品”“粗制滥造”等恶名铺天盖地。全国各大中城市开始纷纷驱逐温州鞋，无数商场挂出“提高警惕，勿买温州鞋”或“本店无温州货”的招牌。

杭州武林广场火烧温州鞋杭州武林广场火烧温州鞋

高潮出现在1987年8月8日，地点：杭州市商业中心的武林广场。工商局和愤怒的市民们将5000余双温州伪劣皮鞋扔进了熊熊大火，付之一炬。

假的就是假的，但还是有不服气的。温州海螺工业集团的总经理邵奇星就是其中一位。1991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考察温州。这位死不认输的温州人曾同李瑞环围绕伪劣皮鞋问题有过一番“经典探讨”。

那天，李瑞环来到海螺集团。在样品室，他拿起一双皮鞋里里外外摁摁拧拧：“我这次是带着一个怎么看温州皮鞋质量的疑问来的。现在外面有两种观点，有的说温州皮鞋穿半年就坏，是坑人；也有的说温州皮鞋价格便宜，更新换代快，坏了就买新的。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邵奇星应声答道：“作为产品，质量当然要保证。但这里有一个价格和价值对等的问题。温州皮鞋才20元左右一双，如果上海皮鞋也是这个价格，会不会也做出像温州这样的皮鞋？温州皮鞋本身价格比较低，至于中间商拿到北京卖六七十元一双，那是另一回事了。”

邵奇星的这番话，并非他的独门发明。在温州，这套逻辑十分深入人心，并成为他们生产低价低质产品的“理论支柱”。

1990年，我在温州采访。晚上散步来到市区最著名的五马街，发现街边摊贩出售两元一条的“金利来真皮皮带”，不由得大惊。拿在手上翻来覆去看，竟看不出什么破绽。那摊贩倒实在，大声说：“别看了，马粪纸做的。买一条回去，有大场面时系系。花两块钱撑足面子，划算不？”

我追问：“但是如果有人拿这两元的皮带到别处卖20元呢？”

摊贩看了我一眼，笑道：“那是他们的本事。”

当时，李瑞环听邵奇星讲完，沉吟片刻：“对对，我听懂你的意思了。”

邵奇星接着阐述他的“理论”：“这种20元的鞋，我如果半年穿坏一双，一年穿两双，也只要50元，花的钱同外头那种60多元一双能穿一年的差不多。而我这样就可以穿两种款式了。问题是北方人拿过去卖到70元，那消费者当然会认为应该穿一年喽。”

假的所以便宜。假的当作真的卖，那是售假；假的只作假的卖，那就没错。

一些温州人的逻辑似乎很正确，很理直气壮。

虽然邵奇星的“价格价值对等论”颇能自圆其说，并道出了一定的事实，但是，这肯定不是事实的全部，也一定无法使温州的假冒伪劣现象摇身一变成为真理。

许多前往温州参观取经者必到乐清柳市。这个如今的温州第一经济强镇诞生过著名的“八大王”，也培育了温州民营企业“形象大使”中国正泰集团的南存辉、德力西集团的胡成中、天正集团的高天乐等熠熠生辉的明星。

最初，柳市却因造假而闻名，而且是臭名昭著。

当商品经济的第一缕暖风吹过，这个雁荡山脉南麓的小镇就按捺不住地随风摇曳。大约20世纪70年代末，镇上就已经有2300多家低压电器家庭作坊，叮叮当当的敲打声响作一片。你随处可见这样的场面：

*刚刚放下锄头的庄稼汉们正在一台台锈迹斑驳的机床边，把从全国各地国有企业收购来的废旧交流接触器肢解，用砂纸和鞋油将之擦得锃亮；

*河边的埠头上挤满了一群群村妇，她们在清洗一筐筐的电器，然后在河滩空地晒地瓜干似的晾开成片的电器零件；

*炉火通红的锅灶旁，老眼昏花的太婆们一边煮饭，一边慢悠悠地摇着漆包线；

……

市场混沌初开，欲望掺和着丑恶泥沙俱下。

1989年，国家技术监督局在一份《打击伪劣低压电器活动的总结报告》中愤怒地指出：“这次全国共检查了近7000个经销单位，查出的伪劣低压电器产品超过170万件（台），价值3000多万元……各地在检查中发现，大多数伪劣低压电器，来源于浙江温州地区，特别是温州乐清县的柳市镇。”

在全国各地媒体上，小小柳市的曝光率越来越高，被曝光的事实越来越触目惊心：

*黑龙江鸡西煤矿由于柳市产的劣质电器漏电，引发严重的瓦斯爆炸，多人死伤；

*新疆巴州工模具厂，因柳市产空气开关起火，一名电工烧伤致残；

*河南某钢铁公司建成剪彩时，因使用柳市假冒伪劣低压电器，一包钢水正要倾倒却突然卡壳，上百万元的产品全部报废；

……

苍南的假商标、永嘉的假广告、瑞安的假汽配件……铺天盖地的假冒伪劣，使繁华风光的温州人和温州经济招致严厉的质问。这种质问更多地来自传统人士，往往具有居高临下的道德优越感：温州，资本主义泛滥，是假冒伪劣丑恶现象的必然温床！

然而，我们在温州观察到的更多的事实是，在这片市场经济的海洋里率先跃跃欲试、大展身手的弄潮儿，绝大部分是刚刚洗脚上田的农民。对他们来说，保持浓厚的法制意识暂时只能是一种奢望。同时，他们有一股被压抑已久的难以遏制的致富冲动。快速致富离不开资本。如同疯狂走私一样，生产低劣产品甚至造假，往往是温州农民最容易想到、最可能实施的资本原始积累的捷径。

在一些地方，在一定时候，假冒伪劣成为市场经济绿树最初萌发时形影相伴的养料。这是我们想极力回避却又难以回避的现实。

超越规律和发展局限性，很多时候只能是美好的愿望。

当然，温州正在改变。

9向温州人学什么

中国有句俗话，“大活人不能被尿憋死”。然而，活人被尿憋死的事时有发生。

可见，在温州的经济模式之后，隐藏着一个更重要的“模式”，即温州人的思维无模式。这个思维的特点是：不是从教条出发，而是从实际出发；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不管什么事情，不管你旁人怎么讲，我都要试试看。试不成拉倒，试成了就要千方百计地坚持下去。同时，在温州人思维中，没有“等、靠、要”这一说。

温州人精神可以概括为：白手起家、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不等不靠、依靠自己的自主精神；闯荡天下、四海为家的开拓精神；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创新精神。向温州学习，关键是要学习温州人的这种精神。

在温州，正是由于有这种思维，才有一系列的创新，才有温州模式和温州的经济奇迹。可以说，温州的经济模式是温州人思维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