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十年来，港口城市厦门是一个颇为“网红”的城市，提到厦门，人们首先会想到的是海、鼓浪屿以及各种网红民宿。
纪录片《下南洋》海报。/wiki
鼓浪屿建筑。/wiki
海上丝绸之路，从公元1世纪就开始了。/wiki
荷兰人眼中的郑芝龙（绿衣者）。/wiki
1844年绘制的厦门和鼓浪屿。/wiki
《五口通商变局》
《刺桐城》
王铭铭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4
近代以来厦门早已成为闽南无可争议的中心——甚至在方言上都是如此，厦门音就是近百年来融合泉漳两种口音而成，现在台湾省的闽南语口音和厦门音就相差无几。
这并不仅仅是厦门自身厦门的成功，其实也验证了市场机制和开放格局的成功，因为一部厦门历史，说到底就是这座看起来不可能存在的城市，在一个公司注册边缘地带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的过程。只要是在一个开放、相对自由，且自身安全得到保障的格局下，它就能迅速发展壮大。实际上，这也是历史上无数城市兴起的最终秘诀。
参考文章
[1]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八章，杨品泉等译，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
[2]有限公司魏根深《中国历史研究手册》，侯旭东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99页
[3]英国商船首次驶入厦门是在1675年，见松浦章《清代前期中英海运贸易研究》，《中外关系史译丛》第三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
[4][英]卡丽吉布森《帝国的十字路口：从哥伦布到今天的加勒比史》，扈喜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67页
[5]哈罗德伊罗生《美国的中国形象》，中华书局，2006年，第39页
[6]仲伟民《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三联书店，2010年，第67-68页
[7]另六个茶埠是：上海、汉口、福州、九江、广州、淡水。见前引仲伟民《茶叶与公司注册鸦片》，第52页
[8]定宜庄《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456页
[9]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三联书店，1997年，第334页
[10][英]乔治赖特《中央帝国》，何守源，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9年，第93页
[11][新加坡]毕观华《十九世纪华工移入新加坡情况》，《中外关系史译丛》第四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4页
[12]陈达《浪迹十年之行旅记闻》，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9页
[13]《18科技52年厦门人民对英国商行掠卖华工的反抗运动》，载田汝康《中国帆船贸易和对外关系史论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15-216页。1847年，厦门输出的华工多达5万人，见《清史稿•邦交志二》。
[14]C.玛丽藤布尔《新加坡史》，欧阳敏译，东方出版中心，2013年，第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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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前引《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三章
[18]崔瑞德、牟复礼编《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史卫民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316页
[19]崇祯《海澄县志》卷十一风土志：“成弘之际，称小苏杭者，非月港乎！”转引自樊树志《晚明大变局》，中华书局，2015年，第30页
[20]李孝聪《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36页。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47页
[21]谢方《明代漳州月港的兴衰与西方殖民者的东来》，《中帆船外关系史论丛》第一辑，第155页
[2有限公司2][日]松浦章《清代帆船东亚航运与中国海商海盗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244页
[23]欧阳泰著有《1661，决战热兰遮：中国对西方的第一次胜利》，但这一书名其实是错误的。
[24]《明季遗闻》卷四，前引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第123页
[25]欧阳泰《决战热兰遮：欧洲与中国的第一场战争》，陈信宏译，时报文化，2012年，第65-6科技6页
[26]前引《决战热兰遮》，第94页
[27]有学者认为，“就郑成功而言，收复台湾的直接原因是他在厦门、金门、铜山和南澳的据点已越来越不安全；一旦占领台湾，这些据点在必要时可以放弃。”见卫斯韩《清朝与荷兰的关系，1662-1690》，载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杜继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42页
[28]陈孔立《台湾历史纲要》，厦门九州出版社，2008年，第116页，又见前引卫斯韩文，前引《中国的世界秩序》第247页
[29]前引《天朝的崩溃》，第334页
[30][泰]色拉信•乌伊拉蓬《清代中暹贸易关系》，《中外关系史译丛》第四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81页
[31]中日韩三国共同历史编纂委员会《超越国境的东亚近现代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上册第12页
[32]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五章，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33]前引《天朝的崩溃》，第334页
[34]施坚雅《城市与地方体系层级》，载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空00年，第389页
[35]王列辉《驶向枢纽港：上海、宁波两港空间关系研究（1843-1941）》，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34页
[36]转引自《清代帆船东亚航运与中国海商海盗研究》，第189页
[37]前引《决战热兰遮》，第62页
[38]王尔敏《五空口通商变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14页
[39][德]海靖夫人帆船《德国公使夫人日记》，秦俊峰译，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7页
[40]前引《五口通商变局》，第216页
[41]王铭铭《刺桐城：滨海中国的地方与世界》，三联书店，2018年，第321-322页
[42]苏基朗《刺桐梦华录：近世前期闽南的市场经济（946-1368）》，李润强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70-171页
[43]许倬云《家事、国事、天下事——许倬云先生一生回顾》，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4页。许倬云先生的父亲1927年底到厦门海关任关监督，“我们住在鼓浪屿日光岩，……它现在已经变成厦门大学的宿舍”，见该书第21页
[44]李如龙《福建方言》，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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