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全貌
文书 佛经残片
文书 孝经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俯视 上为西
铠甲残片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
“今年我们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是在烽燧西南侧十几米的地方清理出一处被沙漠埋在如今地表下5.5米的水塘。这说明经历了千年后，自然堆积的风沙已经将唐朝的地表覆盖了5米以上。这对我们了解塔里木盆地环境变迁有极大的参考作用。水塘的发现也解决了长期困扰我们关于烽燧将士和牲畜饮水的谜题。”
展开一张纸制文书时，只见上面用毛笔写着：“春景渐芳，暄和未尽，不委如何……”殷殷之情扑面而来的这封家书，它最终是否送达到家人手上，不得而知。
“沙堆烽”遗址修筑于一处大型红柳沙堆上，是由烽燧本体、居住房屋等建筑构成的一处军事设施遗址。放眼望去，周边全是长满了红柳包的大沙包，沙堆烽燧遗址明显高于周边，十分醒目。
以烽燧为中心，考古人员还在沙堆四周发现了6处灰堆遗迹，灰堆多依靠沙堆边缘斜坡呈倾斜状堆积，其中1、2、3、4、6号灰堆为各类生活垃圾的堆积，5号灰堆为烽燧风蚀坍塌后，烽燧顶部 “突灶”的遗迹垮塌后形成的堆积。
“沙堆烽”遗址考古发现的遗物种类非常丰富，均为戍边将士日常生活、工作实用器物残件，反映了千百年前边塞军旅生活的方方面面。出土的各类遗物有陶、铜、铁、木（漆）、石、骨、角、纸、皮、草、纺织品等，以有机质文物为主。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如此珍贵的唐代遗物竟“藏身”烽燧四周的几处大灰堆中。原来，这座烽燧建在一个9米多高的大型红柳沙堆上。当时应当没有固定的垃圾投放点，因此戍卒们每天把垃圾从沙堆顶部向下倾倒，各种生活垃圾顺坡向下滚落，堆积形成了灰堆，轻的留在上方，重的沉落到下部。经年累月，生活垃圾越积越多，形成了自然分层，并被自然风积沙土封存。“自然风积土最厚处有4.5米。”胡兴军介绍，因为当地气候极其干燥，灰堆堆积背风向阳，才让这些唐代遗物得以保存至今。
根据出土文书显示，此处烽燧遗址在唐代被称为“沙堆烽”，同时也是一处游弈所治所，属于焉耆镇东境军事防线——“楼兰路”上一处基层军事管理机构。在楼兰路沿途设置不同性质、不同级别军事机构，派驻镇兵进行戍守，形成了立体式的防御体系，构成焉耆东境的军事屏障。
对出土的植物标本浮选后，考古人员发现了40余种不同的植物。其中粮食作物有水稻、青稞、大麦、小麦、粟、黍、黑豆，园艺作物有桃、杏、枣、甜瓜、核桃、沙枣、西梅、亚麻、葱、葫芦等。胡兴军介绍，唐朝在西域实行大规模囤田，每座烽燧周围都开垦耕地，将士们一边戍守，一边种地。
烽燧中还出土了不少动物骨头，有马鹿、野猪、黄羊、马、牛、羊、驴、骆驼、天鹅、白鹭、鱼等，多数属于野生动物。
在这些出土的文物中，镰刀柄和套野兽的脚套的出土，一方面说明当时将士守边的同时也在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的农业生产不能满足将士们的生活所需，还必须经过守猎来弥补生活所需。胡兴军分析，当时的粮食产量较低，转运困难，没法完全满足需求，将士们不得不经常打猎捕鱼改善生活。
10年的考古工作中，为全面了解遗址信息，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积极邀请冶金、动植物、残留物分析等科技考古学科参与其中。通过实验设备检测分析，他们从发现的诸多出土文物中，发现了诸多肉眼无法辨认的细节。如通过检测发现文书纸张均为麻纸，通过扫描电镜及红外光谱分析，推断这些纸张样品没有添加矿物类的填料或者涂料，也没有表面施胶的工艺。在残留物分析检测中，他们在出土的葫芦残片上发现有丁香酸成分，结合出土文书关于“蒲陶酒”的记载，证明在遗址中确有葡萄酒的存在。
说到中国古代繁荣的历史王朝，只有唐代被人们称赞为大唐盛世。而大唐的繁荣离不开大唐针对西域地区设立的都护府制度。唐代在西域设立安西、北庭两都护府，安西都护府又辖龟兹、焉耆（碎叶）、于阗、疏勒四镇。这些措施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也促进了唐代的繁荣。
“沙堆烽”遗址不仅发现了关于唐代军镇防御体系的记载，而且为了解唐代边塞生活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不仅让我们了解了西域都护府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存在，并对唐王朝统治西域产生怎样的影响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沙堆烽”出土最多的是军事文书。把这些文书残片拼凑起来一点点释读，可以看出，烽燧中的戍卒很辛苦，除了严格执行烽燧制度（白天燃烟叫燧，夜晚放火叫烽），还要种地、备薪草（点烽火用的草）、巡逻放哨等。
沙洲、河州、雍州、岐州、幽州……出土信札中反复出现的这些地名说明，戍边将士大多来自唐代中原地区。
胡兴军透露，在出土的文书中看到，一些戍卒还把“酱菜”“干菜叶”作为礼品送给上级，可见唐代边塞物质生活的艰苦。
唐代西域戍边将士4年换防一次，但是当兵力不足时，就没办法如期换防。在出土文书中发现，有的戍卒已50多岁了，仍在超期服役，真所谓“壮龄应募，华首未归”。可以想见他们年年远眺中原，却是“边草尽来兵老”。
（本文综合自新疆网、文博中国、光明日报等相关资料。）
校对：徐亦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