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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于溯

在二十四史中，《陈书》的体量最小。有一个笑话说，研究生面试，考官问某生读过何种经书，对曰《孝经》；问读过哪些史书，对曰《陈书》；问诸子，曰《老子》；问文集，曰《李长吉歌诗》。虽然是笑话，里面倒也能体现出一个问题：四部书求其小者，史书还是相对较大的那个。《陈书》三十六卷，在纪传史里诚属迷你，但要盘点一下《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四千八百馀种书，超过三十六卷的也不过两百零八种，其中还包括大类书那种不太讲武德的著作，则《陈书》和它之前的这些著作相比，其实是规模可观的了。

未竟的事业

看来在中古时期编修史籍，尤其是纪传史，确实有相当高的失败率。复盘失败案例，可以看到，史书在当时难做，首先其实难在大。大，不仅本身就意味着撰写难度，还关乎纸张、笔墨、缮写、装潢、贮藏和运输的成本压力。东晋史官王隐本来负责修国史，后来不幸丢了工作，他虽然还想把《晋书》做下去，可“贫无资用，书遂不就”。直到找到资助人权臣庾亮，“亮供其纸笔，书乃得成”。有了纸笔，还要有抄工，《南史》《北史》的作者李延寿因为“家素贫罄，又不办雇人书写”，只好“连缀改定，止资一手”，亲力亲为，严重影响了工作进度。有了纸笔和抄工，最好还要有个办公场地，以供写作和存放体积庞大的资料及草稿。所以北魏李彪修史，向朝廷提出的物资申请就包括：一、“官给事力，以充所须”。二、“求都下乞一静处”。李彪说，这样他可以保证工作进度“近则期月可就，远则三年有成”。李彪没好意思要工钱，那其实是刚需中的刚需，好在上面意识到修史首先得让史学家有饭吃，所以对李彪“颇相赈饷”。而魏收修《魏书》时，获得一个挂职吃空饷的职位，因此能安心做事。总之，如果横向或者纵向的物资人力支持不到位，想修一部大书，几乎无从谈起。

这些支持到位，解决的也还只是硬件，动笔之前，尚面临资料问题。修史异于纯创作，无法纯靠灵感、玄思、酒精和捻断胡须生成，它必须要依托原始材料，所以能搜集到多少文献是事业成败的关键。史撰者的身份不同，所修史涉及的时间段不同，获取文献的难度也各有不同。北魏崔鸿作《十六国春秋》，“蒐集诸国旧史，属迁京甫尔，率多分散，求之公私，驱驰数岁”。其中有一种书境内寻访不得，无从下笔，居然为此耽搁了七年，最后只能寄希望于官方出面到境外采买。文献在境外或者散在民间，都会增加搜集的难度，从而耽误修撰的推进，但即便它们好好地保存在自家秘阁，也未必唾手即得。梁吴均撰齐史，求阅萧齐起居注和群臣行状，武帝以“齐氏故事，布在流俗，闻见既多，可搜访也”的借口拒绝了。布在流俗的信息，就算有也不易搜罗，就算能搜罗到，风格和准确度也不可和正规档案同日而语。不要说中古时期，直到讯息已经足够发达的晚清，供职史馆的恽毓鼎看到多据邸抄而成的《光绪东华录》，还有“私家不可作史”之叹，“其书疏略特甚，政事皆不具首尾，舍史馆而编《东华录》，犹弃山而聚铜也，无怪乎不成片段矣”。那么对早期史家而言，自己去撒网搜访，还要找到足够的有效信息，难度可想而知。

史书卷帙既多，所依托的原始文献体量更会数倍于成书，所以作者得到文献后，还要花时间精力去阅读消化、排比考订。袁弘作《后汉纪》，陷入资料的海洋，“经营八年，疲而不能定”。李延寿为撰南北史，翻阅资料千馀卷，整整花掉十六年。要之，物资有靠，生计不愁，无事打扰，工作勤奋，生逢太平，健康长寿，这对史学家的事业成功都很重要。当然，最好还有一个能继承父志的儿子，实在不行，还可以让他去完成未竟的事业。

父子相承

像姚察、姚思廉这样父子修史的情况，在中古时期也相当常见。前表中华峤未成的《汉后书》、王铨未成的晋史，刘璠未及刊定的《梁典》，许亨只完成了一部分的《梁史》，李德林未成的北齐史，李大师引为没齿之恨的南北史，都分别由他们的儿子华彻、华畅、王隐、刘休徵、许善心、李百药和李延寿完成。工作多，一代人做不完，可也留下了生产资料如草稿、笔记、资料、书籍，还留下了遗憾，那么他的继承人似乎当然而然地要继承下这一切。但问题是，为什么史学家们更愿意把“麻烦”交给儿子，而不是其他人？

如所周知，第一个把这种麻烦交给儿子的人是司马谈。《太史公自序》说，司马谈临终“执迁手而泣”，嘱咐司马迁修史以继世业、继圣业。姚察“临亡之时，仍以体例诫约子思廉博访撰续，思廉泣涕奉行”。刘璠临终对刘休徵说：“能成我志，其在此书乎！”史传中的这些叙述，正是在模仿《太史公自序》中司马父子交接任务的场景。虽然《史记》并非事实上的父子合撰，但“太史公书”的太史公的确可以理解为单数更可以理解为复数，太史公们为父子修史提供了精神源头，而这个精神的核心力量在于，《史记》是“世序天地”的司马氏的“一家之言”。巧的是，虽然班固不像司马迁那样热衷于建构世业谱系，《汉书》倒实实在在的是子成父书。于是《史记》和《汉书》这两部中古纪传史作者悉心学习和效仿的经典，就让父子修史成为一种模范，这个模范既可期待毕功，又能保证史家对“一家之言”的终极追求。所以刘休徵刊定《梁典》，史称“勒成一家”；许善心述成《梁史》，史称“修续家书”；陆琼续成其父陆云公的《嘉瑞记》，史称“勒成一家之言”。姚察、姚思廉父子尽管始终是奉诏修史，在唐人看来，也还是做儿子的“续成父书”。反过来说，如果接棒的是别人——裴松之修宋史，未成亡故，他的助手孙冲之马上“表求别自创立，为一家之言”。徐爰修宋史，“虽因前作，而专为一家之书”。沈约修宋史，大获利于前人成果，主体部分一年即成，却反过来苛评前史“立传之方，取舍乖衷，进由时旨，退傍世情，垂之方来，难以取信”。这也更让史家明白，如果自己未能完成编纂，那么只有把接力棒交到子孙手里，才能保证体例被遵循，成果被尊重，“一家”有保证。

但是在这里，观念和制度间就呈现出一种微妙的关系。姚察临终前将国家公务私相授受，姚思廉继承父业又经过了“上表陈父遗言”“内史侍郎虞世基奏思廉踵成梁、陈二代史”“有诏许其续成梁、陈史”的官方认证手续。寻求认证未必是必须的，但肯定是严谨的，因为隋有“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之令，梁陈史不算国史，但难免不稍牵涉，尤其是陈史。隋初王劭私撰北齐史被人举报，已是前鉴。这样，姚氏的一家之言在不断地官方确认中推进，后者保证了前者的安全，甚至保证了它在其他同题作品中胜出而成为最权威的一种，但肯定也改造了它的原初面貌，比如《陈书》甚至连个像样的叙传都没有，那本是史出一家的核心标志。司马氏是《史记》里的上帝，但姚氏只是《陈书》里的众生——姚察被很奇怪地与江总合传，当他把接力棒交到儿子手里时，不知是否预料到这个结果。

PPP模式？

以著作局为机构依托的官修史制度，是西晋以后确立起来的。但无论在此前还是此后，能够完全脱离“官”的纯粹私人的王朝史编撰，数量其实都很有限。《史记》并非官方发起，谈不上官修，但作者利用了太史可以接触到材料档案的职务便利，这种便利成就了《史记》。类似地，后来所谓私修史，其作者很多有在著作局或秘阁工作的经历，这些工作有权限取阅皇家藏书和存档，于原始资料积累大有助益。比如华峤作《汉后书》，就是凭借秘书监的身份“遍观秘阁，遂就其绪”。《三国志》是中古最著名的私修史，其作者陈寿也做过著作郎。《续汉书》的作者司马彪做过秘书丞，“因得博览群书，乃注《庄子》，作《九州春秋》，叙述三国史事”。《南史》《北史》更不用说，李延寿“从贞观以来，屡叨史局”，自己就参加了官修《隋书》《五代史志》和《晋书》的编纂，经眼材料之多远非外人可及。

《汉书》始于私续父书，因缘际会，奉诏而成，如同一个国家后期资助项目。王隐《晋书》也是这种情况，他作著作郎的时候，手中已有其父王铨的晋史遗稿。类似的又如王韶之，先是私撰《晋安帝阳秋》，“即除著作佐郎，使续后事”，因成《晋纪》。如果《汉后书》那种私修史模式可称为假公济私型，那么王韶之《晋纪》这样的官修史，实可谓假私济公型。

上面例子中的“假”，都只是假材料。实则公所能假私者，还包括职位、人员、场所以及其他物质保障，具体到每种史书，则各有不同；即便对同一部史书而言，“公”的参与方式和参与程度在其在编纂过程中也可能发生变化。而私之所能济公，也不仅仅是“带资进组”而已。著作局不是要害部门，负责人也并非抢手职位，至于下面做整理材料工作的基层岗，只是士人的起家之选，“上车不落则著作”，年轻人很可能混个资历就升迁走了。所以单凭著作体制给出的职业前景，很难激发出修史需要的那种生死以之、颠沛如是的职业精神。私对公的最大“济”，还是有志于良史的人才本身。

所以对于汉唐间的史籍，有时候很难精确地用官修史、私修史去区隔，因为太多的作品都兼具官私要素，或者说这个时代的史学编纂，经常表现为一种公私互济的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组织模式。在PPP模式中，国家发起的修史工程委托给“一家”，“一家”则通过完成国家工程实现自己的“一家之言”。

所谓一家之言，简单地理解就是把史书当成子书去做，在史撰中彰明史家个人的历史思想，至少是价值观，而非整齐故事而已。基于这样的出发点，一家之言的愿望和官修史制度扭合到一起，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惨烈的崔浩国史案就是没扭合好的例子。不过，尽管史家常标举董狐南史为职业楷模，一旦进入PPP模式，董南式的过激冲突其实很难发生，引发矛盾的多是史家没有意识到的观念分歧。所以史家一旦被磨炼得敏感，也会去规避风险，沈约奉齐武帝诏撰《宋书》，对该不该为被萧道成杀害的刘宋忠臣袁粲立传，拿捏不准，主动上报武帝御批。《宋书》中又多载宋孝武、明帝“诸鄙渎事”，齐武帝派人给沈约带话：“孝武事迹不容顿尔。我昔经事宋明帝，卿可思讳恶之义。”沈约立刻就删。由此也能看到，在这种修史模式下，如果皇帝有足够的专业能力，手就可以伸得很长，像宋孝武帝甚至亲自下场，为挑战他的臧质、鲁爽、王僧达作传。前文提到，吴均向梁武帝求观齐起居注不获，于是私撰《齐春秋》，武帝以“其书不实”为名下令焚之。如果只做到这一步，那梁武帝只是个平庸的统治者，妙的是他又搭建了一个PPP平台，让吴均来写一部《通史》，武帝自作赞序，期待“此书若成，众史可废”。这就见出在人才使用上的手段高明了。

校对：施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