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头是高山，后头是黄河，冷冷的北风迎面吹过来。不能够向前不能够向后走，让冷风吹心头！”
《中国好歌曲》第二季在2015年元旦开播，一曲悲怆有力的《侠客行》征服了所有的导师和听者。歌者是已经神秘消失了14年的“西北鼓王”赵牧阳。
“我以前参加过很多乐队，包括窦唯、汪峰的乐队，最多的时候同时担任八个乐队的鼓手，可是这些乐队一个接着一个解散，非常寒心。每一个乐队组成的时候，大家都是奔着一生去的，要用一生来对待这个乐队，对待自己，2000年，我担任鼓手的最后一个乐队——汪峰的鲍家街43号也解散了，我只好离开了北京。”在节目里，赵牧阳短短数句描述“离开”的原因。
此后，赵牧阳选择四处流浪，卖唱为生，最凄惨的是在重庆，三天卖唱只赚了29元。对于一个四十来岁的大老爷们，屡遭挫折，似乎人生无望，骨子里却依然有着惊人的耐力，用生命力消解了对人生的绝望情绪和厌恶感。
不知赵牧阳鼓足了多大的勇气，来到这个他其实觉得会“丢人现眼”的选秀舞台？第一季《中国好歌曲》联系他，还被他骂了一顿。赵牧阳是为了曾经破碎的摇滚梦想？还是因为生活的压力？
中国音乐财经CMBN并不试图追踪他的人生轨迹和沧桑经历。今天我们和中国最资深的音乐传播者、最有影响力的DJ张有待坐在一起，试图找出为何那么多优秀的“赵牧阳”没有了出头之日的原因。
越优秀、越执着、越失望，想开的都走了
近来，还有一则令人痛心的消息，张永光，江湖人称“鼓三儿”，中国摇滚乐坛最杰出的打击乐手、鼓手，圈子里都敬一声“三哥”，于2014年12月23日，因长期患有抑郁症自杀身亡。这一消息震惊了整个摇滚音乐圈，“鼓三儿”的突然离开，让很多人无法接受。
据很多了解“鼓三儿”的圈内人评价，他为人谦卑友善、乐善好施、宽容大度，他的技术和对音乐的追求已经达到一定高度，但是他能够参与其他音乐人作品演出的机会并不多。他曾合作过的音乐人包括崔健、许巍等等，都是中国摇滚乐最顶尖的歌手，在中国摇滚的黄金时期，张永光每到一处，都会受到乐迷的热烈欢迎。
张永光52岁了，他自己也知道机会越来越少。像他这样一位优秀的鼓手，能够找到自己喜欢的位置和契合的音乐人合作，就是他最开心的事。原来张永光在崔健的乐队，但崔健现在也有很多新的选择，张永光又不甘心去给那些流行歌曲打鼓，所以就一直处在这样一个很矛盾的时期。
张有待说：“鼓三儿的死可惜也很可悲，但并不会因为他们的死或者精神崩溃，就会改变整个音乐生态环境，相反会越来越糟，尤其对于有才华、有追求和比较执着的人。无论是张永光还是赵牧阳，他们都是很执着的人，越是执着的人，越会失望，这种反差会越大。
说到问题的根源，中国音乐行业的整个土壤被破坏了，没有土壤根本长不出粮食，也没有人给土壤施肥。做音乐是需要付出、需要耐心的，但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人有耐心的做下去了。在这个日益烦躁、加速前进的商业时代，长期被尊重的艺术观念在金钱和物欲面前一钱不值了。
“走捷径的人成功了，真正有才华的、努力的人在默默挣扎，这种现象在短期内也不会改变。”张有待说，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在中国音乐产业2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很多有才华有能力的人都已经失去了信心，他们选择去做了别的。
这几年音乐节崛起后，摇滚乐队的生存现状已经好上很多，甚至不少摇滚乐队“跑场”能挣很多钱。但我们也看到，乐队们随着音乐节的快速膨胀，无暇创作，很多乐队根本就没有属于自己的音乐。
张有待则认为，1990年代和2000年代的音乐人，虽然所接受的教育和文化背景，都比崔健那个年代要开放得多，但这两代人却是没有创造力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张有待认为，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了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艺术家。“他们生活的年代，基本上是中国文化和社会处于空白和拜金主义的一个时期。现在很多乐队，即使给他们更多的机会也没有用，因为这一代人的创作力已经被阉割了。”
大众传播机器被控制
“有很多像赵牧阳这样有才华的人，包括乐手、贝斯手，这么多年走过来，几乎都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因为生活太苦了。他们的理想与现实距离太遥远，或者根本看不到梦想实现的那一天。”张有待说。
在张有待看来，现在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不是市场没有接受他们的能力，而是整个大众的传播机器被控制了。这样的传播机器只能是扼杀有创造力的人，创造力不是体现在献媚式作品和歌功颂德的作品上，而是真正发自内心的和具有天赋的音乐创造。但在国内这些都是不被尊重的，那些不一样的音乐类型或不一样的艺术表达形式，没有面向大众更多的出口机会，这些音乐人的生存空间被压缩了。
事实也是如此，如今大众只能看电视台播放的节目，而这些节目是被主流所控制的，只有进入利益集团的人才能得到表演的舞台和空间，表演什么也要符合电视台的要求。但对于那些有个性的、有创造力的人，是不被接受和尊重的，他们在社会上的生存空间很小。他们本来有一技之长，也有天分和才华，越是这样的人越需要得到尊重和认同，当很长时间都得不到认可，他们就会迷失自我，对自己失去信心，感觉失去了生存的意义和价值。
看看国外，每一年的格莱美奖，都是一个里程碑，都有歌曲和歌手代表被里程碑式的树起来，可是国内从1986年到2015年，这个过程中能够被提出来的摇滚或流行歌曲几乎没有。
张有待记得特别清楚，上世纪90年代流行音乐起步的时候，出现了很多唱片行业的操盘手，把控着媒体的话语权，他们利用这样的机会去炒作、去搂钱。“坦白说，中国没有任何一个专业的、有公信力的歌曲排行榜，所谓排行榜主要是以销售为目的，最后都是暗箱操作，伤害的是音乐行业本身。”
最近《我是歌手》第三季里新加坡女歌手陈洁仪名次垫底，再次说明大众喜欢的是“飙高音”，这就是秀。再回头来说，选秀节目算不得是音乐节目，它是娱乐节目，围着收视率转才有钱来。真正有艺术价值的歌曲，如果没有“眼泪”和“故事”，不能获得收视率，也不会被推出来。
这是《中国好歌曲》请来赵牧阳的原因吧？
100年前，诗人狄金森在一首诗里写道：“我啜饮过生活的芳醇/付出了什么，告诉你吧/不多不少，整整一生/他们说，这是市价/他们称了我的分量/锱铢必较，毫厘不爽/然而给了我我的生命所值/一滴，幸福的琼浆！”
无论如何，一个伟大的时代，应该给予“多元化”的艺术家们尊重和机会，让他们得到一定的认可，过上稍许体面的生活，这个产业才会持久健康。
生活虽苛刻，还有诗和远方。
对话张有待：艺术家创作一定是引领时代的发展
中国音乐财经CMBN：我们聊聊摇滚吧，很多年轻人都喜欢摇滚，社会也越来越开放了，在您看来，真正的摇滚应该有怎样的内涵？
张有待：国内的摇滚乐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从崔健开始的，当时中国还没有专业的唱片公司，内地歌手唱港台的歌曲，录制成磁带，当时叫扒带子。崔健是最早自己创作歌曲、自己录音、有自己乐队的歌手，乐队在当时的国内乐坛还是比较新的形式，包括他的演唱方式、歌曲的内容和音乐形式大家都觉得很新鲜。
崔健从小在北京的军区大院里长大，当时北京有很多外国留学生、外国专家子弟，跟他们在一起接触到了西方的音乐，然后自己学习模仿。上世纪80年代，中国正处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转型时期，当时不仅是崔健，还有唐朝、黑豹，他们敢和那个时代碰撞，加上前期有一点点积累，激发了他们对音乐的爆发。
摇滚本来就是一个很时髦的词，但在中国，大部分对于摇滚的定义就是能吼、嗓门大，或者发型怪，这就是整个社会的畸形认知造成了对艺术形式的误解，然后去错误地传播。而真正精神层面的东西，没有人敢去说。
我最早的电台节目叫《摇滚杂志》，但电台不让说“摇滚”两个字；现在是可以说了，社会也进步了。但是大众或者主流媒体敢碰的东西还是表面化的，而对于精神层面的东西，或者谈到更多摇滚对社会的责任感，都没有人敢提，这也是崔健为什么一直被禁，或者他一直处于边缘化的一个原因。因为崔健不会去写一首献媚的歌曲，他仍然是一个有良心的音乐家，是一个可以独立思考的艺术家。
中国音乐财经CMBN：崔健的音乐可能跟他的天赋和他所处的时代有关，其实每一个时代都应该出来一些代表，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没有出现能掀起波澜的音乐人和歌曲？
张有待：一个具备超出常人创造力和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才能去写歌，他们写出来的歌，当我们听到的时候，才会觉得唱出了我想说没说出来的心声，这就是《一无所有》和《一块红布》这样的摇滚歌曲带给人们的震撼。它其实也并没有超越那个时代，说的也是那个时代的事情，但他做了那个时代的代言，这些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说出来的。这种具有高度概括并有表达能力的人，每个时代都需要，但我们现在的时代并没有这样的人。
中国音乐财经CMBN：除了摇滚，国内的流行音乐也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发展起来的，虽然这么多年出了很多很多歌曲和歌手，现在去各个音乐平台上也能搜到一大堆歌曲，但新歌很难推，还是老歌在唱，是不是我们传播渠道也有问题？
张有待：中国流行音乐最复兴的时期差不多是在1992年到1995年期间，那时候各地的流行歌手开始涌现，我们听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原创歌曲”，都在强调“原创”，觉得很可笑，不是原创还叫音乐吗？
一首好的作品，经过歌手、乐手、录音室、制作人等的团队共同打造后，要找到好的公司做包装，要花钱去电视台、电台播，要上排行榜得大奖，才能让一首歌被大众知道。但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最重要的两个方面：资金和专业的人。但现在这两方面都不够，主流媒体又不给宣传和推广，最后一些好的专辑都被淹没了。
中国音乐财经CMBN：新一轮的选秀热又开始了，不得不承认，选秀是快速被公众“看到”的一个捷径，您怎么看？
张有待：现在打开电视全部都是选秀节目，不能完全说选秀不好，但选秀节目有一个恶的因，必然会有一个恶的果，现在所有的选秀节目中让哪个歌手上台，让哪个歌手获奖，都是为了收视率的需要，收视率就是一个恶的因，即使节目制作的让人感动流泪，那个眼泪也一定是假的，是为了收视率，不是为了真正的艺术和音乐。现在的选秀根本算不上音乐类节目，只能算娱乐类节目。
大众的审美创造力还停留在30年前，我们看不到最先进的东西，也学不来。我们现在敢把中国最流行的歌曲拿到国际舞台上去吗？文化一旦落下就追不上了，我们在80年代引进欧美流行歌曲的时候，人家已经经历了半个世纪。
国内社会的价值体系和审美被控制了，被降低了，被扼杀了，大众喜欢的东西层次很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艺术和文化是需要被提升的，尤其是艺术创作一定要超越这个时代，艺术家一定是在另外一个时代，被大家仰视。过了这个时代大家才意识到，他引领了这个时代的发展。
中国的年轻人觉得听摇滚很开心、很有劲，说明人家的音乐有感染力，如果中国的秧歌也让美国人觉得有感染力，那我们也很牛呀。如果我们的秧歌不能让美国人征服，那我们就被摇滚征服好了，这有什么可怕的。
张有待：90年代初我在节目里发现并且介绍了一大批年轻的乐队和歌手，其中就有现在叱咤话语流行乐坛的汪峰和许巍，比他们后来被大众接受早了至少十年，他们当年的音乐才华不比现在差，甚至更有创造力更有活力，然而最终大众接受的并不是与众不同桀骜不驯的他们，而是被驯服被改变的天才，难道我们的艺术家都要放弃梦想改变自我，才能换取他们所谓的成功吗？那些坚持自我的乐队和歌手仍然默默无闻，为生存奔波。
80年代我们思想被禁锢的时候我们还一无所有，所以至少还有精神和理想，现在的年轻人思想被禁锢以后剩下的就是物质，有车有房有iPhone就满足了。赵牧阳的悲剧就在于一个音乐家总是希望把自己最美好最光鲜的一面展现给大家，而当他最终有机会走上他梦寐以求的舞台的时候，展示的却是他的伤疤，不是被理解而是被消费，他的痛苦有谁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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