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文明的一个重要发源地，同时，也是“城市”的重要起源之一。

关于“城市“，从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建筑学和系统学分类出发，会产生很多的定义，综合起来，可以把它称之为“人群集中的居住地、是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中心、人类文明的产物”。

城市的创生，经历过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其最初的形态，无疑是远古的部落聚集地。它最终的定型，离不开一些标志性的系列外在符号，用中国古代城市举例来说，一个城市既然能被称得上是城市，它应该包括但不限于：城墙、武备、祭祀场所和设施、住宅区、手工业作坊、宫殿、宗庙等等遗迹。

巴基斯坦境内的摩亨佐·达罗古城遗址

“城市”创生的必要前提是三次大规模的社会化大分工。

第一次分工，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农业革命”，也就是发达的农业文明。当人类从简单的放牧、渔猎、采集生活过渡到农业种植，从居无定所发展到了固定居住，具备了城市创生的第一个前提，农业被从牧业和渔猎业中剥离了出来。

第二次分工，是手工业从农业中的剥离，随着农业文明的发展，针对农具的改造需求，使得人们开始追求冶炼金属，制作青铜器，在提高农业生产力、助推农业文明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一批专职的手工业者。

第三次分工，是商业从农业、手工业中的剥离，在第二次分工后，商品交换的规模、频率、区域不断扩大，产生了专职的商人群体。

在汉语中，“城市”的“市”字，代表着市集，也代表着商品经济的繁荣。

“城市”的“市”出现了，为了保证“市”的财产和秩序，维护奴隶主和上层阶级的利益不被侵扰，居民不被侵犯，防御性的“城”的概念便必不可少。

但在更多的历史实际进程中，“城”的出现，却往往比“市”还要早一些。

“城”字的本意就是一圈土墙，是统治阶级下令建造的具有防御功能的障碍物，可以防止自然界的野兽，更是用以防止其他国家和部族发起的劫掠行动，维护自己治下的繁荣和稳定。

我国“城市”的创生前期，经历了三段时期——萌芽期、形成期和初步发展时期。

萌芽期：

萌芽期即是从原始部落的聚集地，过渡到建造一圈防御设施的这段时期，在考古学上，它对应着史前期，也叫铜石并用期，属于原始时代的晚期。

从时间上来说，这一时期是从仰韶文化的晚期到龙山文化时期，距今4000多年以前；从地域上来看，主要分布于长江和黄河的中下游区域。

河南瓦店遗址（龙山文化晚期）

在这一时期，“城”是必备的要素，这一点从各处龙山文化的遗址中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段时期的城市属于政治、军事型城市，也普遍具有文化中心的特征，各种祭祀场所和法器，代表着统治者的祭祀权力。

“黄帝筑城邑，造五城”《轩辕本纪》

形成期：

夏商和西周这一段时期，是中国古代城市的形成期。

夏朝的都城几度搬迁，从最初的安邑到阳城、阳翟、帝丘、老丘、西河等地，不断建都，黄河下游的商国也同样如此，在藩邑、商丘、殷邑、亳邑之间辗转流离，灭夏后，商朝在建都方面，也继续了老作风，先后搬迁到相邑、耿邑、奄邑、朝歌等地。西周在定都镐京之前，也曾经在邰邑、岐邑等地建都。

在形成期之内，与萌芽期相比，城市的宫殿建筑成为了亮眼的标志；从功能上来说，有了完整的规划和分工；从等级上来说，也做了严格的限定，比如西周时期的建城标准，周王的王城是“方九里”，而公“七里”，侯“五里”，男“三里”，绝不可僭越。

从建筑材料和建筑工艺上来说，砖瓦的发明和推广、夯土技术的改进，都为下一段时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初步发展时期：

进入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周王室的没落，各诸侯国交战频仍，“城市”却进入了真正的初步然而全面的发展时期。

如同孔子常常叹息的那样，春秋开始，就有了礼乐崩坏的态势，诸侯开始不拿周王室这个豆包当干粮，当年王室规定的建城标准，已被诸侯国果断抛弃。面对各诸侯国互相攀比，大兴土木，违令兴建厅堂馆所，彼时的周王室根本无力控制。

论规模，齐国都城临淄，城墙周长已经达到了12公里，有居民七万多户，比之西周时期的王城，都不知道大了多少倍。

论阶层，除了传统的统治者和手工业者、商人群体，士人阶层也明显崛起，一个孟尝君都勇于食客三千，这三千人再加上他们的父母妻子，已经人口过万，妥妥的一个小城市的既视感。

古代临淄复原图

论工商业，仍然要举出齐国的例子，因为他们那里出了一位善于搞计划经济、完成职业细分工的管理大师管仲。在他的管理下，临淄的“官山海”国家专卖行业、对外贸易行业、宾馆业倡伎业所代表的服务行业和娱乐业都得到了全方位的发展，城市里居住的工商业者和服务行业从业者数量猛增，与士人阶层并列成为城市居民的主体。

“临淄之途，车彀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战国策·齐策》

城市创生初期阶段中外的比较：

世界各农耕文明的城市创始时间基本同步在五千至六千年前这一区间，前期的规模区别并不大，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城市开始异军突起，这种态势从此一直延续到清朝才开始反转落后。

单体规模对比：

世界十大古代城市中，中国占据了七席，而且包圆了榜单前七名，从第一开始分别是隋唐时期的长安，城市面积达到了84平方公里；第二名，北魏洛阳，73平方公里；第三名，明清时期的北京，60多平方公里；第四到第七分别是元大都、隋唐洛阳、明朝南京和汉朝的长安，最小的汉朝长安城，面积也有35平方公里之多。

位居第九第十的罗马城和拜占庭的城市面积均为十余平方公里。

中世纪的伦敦城，人口刚刚达到4万人，巴黎仅仅是2万余人，而春秋时期的临淄城至少达到了30万人以上，相对于上述两座城市人口总和的5倍之多。

1553年的巴黎地图

城市化比例对比：

唐朝，中国的城市化比例为十分之一左右，到了南宋，江南一带的这个数字增加了一倍，到了五分之一。

要知道，一直到十九世纪初，世界的城市化比例才不过百分之三。

结语：

虽然工商业在某段历史时期的某座城市、某片区域会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但纵观中国古代历史，工商业的地位始终还是依附在农业之上，并不受大部分统治者的重视。

同样不被重视的还有外贸业，管仲开发的这套招商引资、商业配套开发的模式，却因为齐国最后的“亡国”事实反而使得后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对此心有戚戚，在国防与经济发展这两个有可能并不冲突的领域，他们宁可“舍鱼而取熊掌也”，在国门上筑起高高的“城墙”，盖因“鱼”是老百姓的“鱼”，而“熊掌”所能代表的至尊皇权才是他们区隔众生的独家利器。

而中国古代的农业发展进程，却一直比较缓慢，对于城市发展所需要提供的推动力，明显后继乏力，也导致了国内贸易一直保持在一个并不高的体量上。

进入近代之后，中国式的手工业作坊逐渐被西方式的机械化大工业生产所代替，中外城市的发展，从此交换角色，进入了不同的轨迹。

本文参考资料：

张光直：《关于中国初期“城市”这个概念》

何一民：《中国城市史》

毛曦：《试论城市的起源和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