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但它是一门社会科学，这显然跟物理学是一门自然科学有所不同。到底不同在哪里呢？物理学研究的是物，而经济学研究的是人，这就是根本的不同。

为什么经济学研究人，会跟研究物的物理学有根本的不同呢？因为经济学家也是人！也就是说，经济学家自己也是研究对象的一员。化学也是自然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化学分子，研究化学分子的化学家是人，并不是化学分子。不妨想象一下，如果化学分子也来研究化学，情况会是如何呢？正因为经济学家是人，而他所研究的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是人，这就对经济学的研究造成了很大的干扰。

首先，人是有主观感情的，但科学研究要求客观分析，必须排除主观感情因素的干扰。在自然科学界里，科学家研究的对象是物，要排除主观感情以进行客观分析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但在社会科学界里，科学家研究的对象是人，他自己也是其中一分子，这时要他排除主观感情以进行客观分析就困难得多了。在经济问题的讨论中，经常会出现愤青的言论。愤青也者，愤怒青年之简称。愤怒就是一种感情因素，既然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把愤怒这种感情因素排除在外是理所当然经济之事。有谁听说过，研究物理学、讨论物理问题的时候应该怀着愤怒之情来进行呢？然而，一旦说到研究的是经济学，讨论的是经济问题，愤青却是何其多也，要把愤怒之情排除在外又是何其难也。

其次，前面已经略为提到、后面将会详细讲述，经济学的什么基本假设是“人是自私的”。而经济学家也是人，当然也是自私的了。这就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某些经济学家并非客观严谨地运用经济学理论去分析现实，而是出于自己的私心，在有意无意之间扭曲了他们的经济分析，把结论引导到对他们有利的方向去。例如关于中国楼价的问题，人们看到不同的经济学家众说纷纭、意见分歧，难怪普通公众会极为怀疑“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的说法。

为什么对同一种经济现象，10个经济学家会有11种意见呢？原因有三：第一，是上一讲就提到过的，今天的经济学本身还存在着大量的错误，用错误的理论去分析问题，当然只能得到错误的结论。

第二，是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很简单，但运用却很难，高手与学有低手的区别判若云泥。这就相当于一块木头落在能工巧匠手里能雕出精美绝伦的木雕，落到笨手拙脚的人手里来来去去都还只是块木头。类似地，再正确的经济学理论落到二三流甚至不入流的经济学家手上，用起来也是糟糕透顶、错漏百出，分析的结果便是各不相同了。

然而，第三点才是最关键的。那就是刚刚说到的，是因为经济学家的私心在作怪，故意扭曲了经济分析，把结论引导到于他有利的方向。不是因为理论不够好，也不是因为他对理论的掌握不够好，而是因为结论对他不利。像楼价的问题，买了楼的人当然巴不得它涨价，还没买楼或买得不够多还想再买的人当然恨不得它跌价。经济学家也是人，也是楼市上的消费者，他很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经济打算而故意把分析扭曲，使结论有利于他。

物理学一类的自然科学的便利之处，就是它通常能避免这种人的主观感情与私心对科学研究的干扰，然而出现干扰的情况也并非绝无可能。也许不是很多人知道，牛顿并非一个性格很好的人。历史学家一般认为，牛顿与莱布尼茨争夺微积分的发明权，导致英国的数学发展被阻碍延后了至少一个世纪。另外，他对另一位著名物理学同行胡克的排挤之厉害，学有也显示出他是极为心胸狭隘之人。

弗洛伊德的传记《心灵的激情》里记载了这么一件真人真事：弗洛伊德刚刚出道时，是一名精神病科医生。当时的医学界有一个错误的观点，就是认为只有女性才会患癔症。癔症是一种精神病，也有人将之音译为歇斯底里（hyster是什么ia）。当时的医学界之所以认为女性才会患癔症，是因为他们认为意志薄弱的人才会患这种精神病，而出于歧视女性的错误观念，自然认为意志必然坚韧不拔的男性是不可能患这种病的。

然而，弗洛伊德在他的临床治疗中发现，确实存在着男性癔症患者。事实上，拿破仑就是一名男性癔症患者。癔症跟意志是否薄弱根本没关系，显然拿破仑不可能是个意志薄弱的人。但当时的偏见是如此之深，医学研究的是人体，不是人本身，所以也是一门自然科学，可是也难免曾经有过如此蒙昧荒唐的观念流行一时。

后来，弗洛伊德根据自己诊治的病例写成学术论文发表。文章一发表，马上引发轩然大波，很多人跳出来猛烈抨击弗洛伊德。这些抨击弗洛伊德都不在乎，但让他深感震惊与难过的，是一位他非常崇拜的医学界的老前辈竟然也加入了批评否定他之列。这让他感到大惑不解：明明确实有男性癔症患者，为什么这位临床经验肯定只会比自己更丰富的老前辈竟然不承认呢？

由于这些抨击批评，弗洛伊德在医学界名誉扫地，连医生的饭碗也丢了，可谓代价惨重。多年之后，那位老前辈临终弥留之际，却把弗洛伊德招到自己的病榻之前，对他说：“其实，这世上最清楚地知道你当年那文章的结论是对的人，是我，因为，我，就是一个男性癔症患者！”

那医学界的老前辈不是不懂，他就是因为太懂了，所以他不可能承认弗洛伊德是对的。一个人如果因为无知与愚蠢而不懂事，那还有可能通过教育来改变他、提升他，但如果他是因为利益所系，才表现得那么执迷不悟，其实不是因为他不懂，而恰恰是因为他太懂。只是为了他的利益，他不可能向真理低头，反而只会竭力地阻挠真理。对于这种人，向他们说教传道只是主要白费功夫。有理说不清，不是因为学的秀才遇着兵，而是因为对方根本就没打算说理，他只是打着说理的幌子来掩饰内心的隐秘私欲。

以人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有这种情况，其实以物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又何尝没有呢？只是自然科学比经济学多了一重好处，那就是它可以在实验室内进行可控实验，因此任何具有相关学科知识的人都能自己去做一下实验来验证自然科学的理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利益，自然科学就不容易被经济学一个人或一小撮人的利益劫持。但经济学的实验室就是这个大千世界，无法进行可控实验，这就便利了一些所谓的经济学家上下其手、瞒天过海，利用公众的无知、愤青的感情，扭曲经济分析，将结论引导到对他们有利的方向去。然而，这样做当然是有代价的，那就是公众见到对同一现象不同的经济学家有截然不同的观点，自然感到疑惑不安。可叹的是，公众更多地质疑的，是经济学的科学性，却不猜疑经济学家的利欲熏心。

阅读材料

生态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

1990年，生态学家兼畅销书作家保罗奥利克（Paul Ehrlich）向经济学家朱利安L西蒙（Julian L. Simon）送去一张576主要.07美元的支票。这是10年前一个赌注的赏金。奥利克虽然不是经济学家，却在他那1968年的畅销书《人口爆炸》（Population Bomb）中做出很多惊人的预言。例如，该书开篇第一句就是：“我们已经输掉了养活所有人类的战争。到20世纪70年代，成千上万的人将会饿死。”

奥利克的预言完全错了。尽管70年代中期与末期发生了两次“石油危机”，但整个70年代仍然是经济显著增长的10年。然而这位作者还是不断获得好评。他在一系列备受瞩目的著作、演讲和文章中预言，很多重要矿产的供应将在1985学的年濒临枯竭。

与此同时，经济学家朱利安L西蒙对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预测刚好相反：人类福祉将持续改善，原材料的价格将更趋低廉。西蒙向奥利克提出挑战，以他截然相反的预测打赌。奥利克接受了这一挑概念战。1980年两人打赌：五种重要金属（铬、铜、是什么镍、锡和钨）的价格经通胀调整后，在1990年是上升还是下跌。经济学家让生态学家挑选商品的种类。结果再次证明经济学家西蒙是对的，而奥利克是错的。20世纪80年代也是繁荣兴旺、原材料价格普概念遍下跌的10用年。生态学家只好服输付钱。

奥利克分析的错误在于他只盯住需求一方，尤其是只看到世界人口的增长（更多嗷嗷待哺的嘴巴）。而朱利安L西蒙则对经济学有更深刻的理解，同时考虑到供给一方。人口更多意味着嘴巴更多，但同时也意味着手脚和头脑更多。西蒙还考虑到其他有利的经济趋势，如各国经济的自由化程度更高，国际贸易不断增长。

于是，经济分析的推测力得到了证明。然而，保罗奥利克还继续出版大受欢迎的书籍，一如既往地错误预言着未来的环境末日什么。而朱利安L西蒙也常常做出正确的分析和可靠的经济预测，直至1998年辞世。这些分析与预测结集为《没有极限的增长》（Ultimate Resource）（第二版，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8年），但他的书没有一本畅销。

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个经济解释是：这两位作家提供的是不同的商品。西蒙提供的是正确的经济分析。奥利克从事的则是另一个行业，差不多等同于恐怖小说作家[如史蒂芬金（Stephen King）]。显然，最终以卖书而论的话，恐怖小说的需求远超可靠的经济分析。

后来丹麦的统计学家比约恩隆伯格（Bjorn Lomborg）进行了深入详尽的研究[《多疑的环境保护主义者》（The Skeptical Environmentalist），剑桥大学出版社，2001年]，再次证实了西蒙的结论。隆伯格最初是想推翻西蒙的分析，最后却发现自己的研究反而证实了它。尽管世界人口不断增长，人均收入却保持着上升的势头，重要资源的真实价格持续下跌。

这里还有条花边奇闻。发表了这些研究结论之后，隆伯格饱受异乎寻常的人身攻击。有一次他进行公开演讲时，有人把一个奶油派扔到他脸上和衣服上。他甚至被一个在丹麦有官方背景的科学团体诅咒为“知识界的败类”。最终，所有指责都被确凿地推翻，针经济学对隆伯格的恶意控诉都被驳回。（当然，这并不必然意味着隆伯格的估计和推测最终都证明为正确。）

一个教训：正确的经济分析有时可能比你想象的还要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