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为什么要收税演讲稿(青年兴则国家兴演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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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简单地认识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她叫戴尔德丽，是一个美国人。从她的经历上来看，戴尔德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学霸。她曾经在哈佛、牛津这些顶尖的世界名校读过书。毕业后，戴尔德丽在哈佛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当过老师，还在《纽约时报》《大西洋月刊》《卫报》这些很有影响力的刊物上发表过不少作品。

戴尔德丽的好奇心很强，平时有什么问题，都喜欢刨根问底地做一番调查。有一天，她从一个权威机构的网站上了解到：世界上大多数的家庭都没有街道地址。这让戴尔德丽感到非常意外。真的有这么多人没有自己的地址吗？没有地址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另外，我们今天采用的地址系统，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于什么原因被发明出来的呢？带着这些问题，戴尔德丽开始了她的调查。她从美国老家开始，一路调查了五大洲十几个国家，写成了这本《地址的故事》，算是把地址这个东西讲了个明明白白。

接下来，我分两个部分来为你解读这本书，两个部分分别回答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现代的地址系统是怎么来的？第二个问题，地址到底有什么用？

第一部分

接下来，我们就先来说说第一个问题：现代的地址系统是怎么来的？

要想回答现代的问题，我们得先看看古代的情况。在古代世界上，人们有没有自己的地址呢？有归有，但是很模糊。假如你回到古代，随便逮着一个人，问他：“你家住在哪儿？”他通常都会告诉你一个行政区划上的概念。比如，你逮着的这个人是曹操，他会告诉你：“我是沛国谯县人。”你逮着的是曹雪芹，他会告诉你：“我是江宁府人。”但是你再往下问，让他说得再具体一点，精确到他们家房子的位置，这个问题就不好回答了。他顶多能说出一个大致的方位，比如“家住城南边，离城隍庙不远。”你进了城，还得一路打听，才能找得着。

这是中国古代的情况。西方古代的情况也差不多。《地址的故事》这本书里举的例子是罗马。在古代世界，罗马算是一座很大的城市，鼎盛时期的人口有100万左右，全城的街道连起来，长度将近100公里。但是根据历史学家的考证，这将近100公里的街道，绝大多数都没有自己的名称。也就是说，古罗马人没法像现代人一样，说清自己家住在哪一条街道上，更别提门牌号码了。那古罗马人要怎么描述一个地方的位置呢？有位古罗马的剧作家写了一部喜剧，里面有段问路的对话，大致是这么写的：

A对B说：“你知道某某家怎么走吗？”

B回答说：“我知道啊。你沿着这条路走到头，会看到一个神龛。神龛旁边有一条小巷。注意啊，是长着无花果树的那一边。你进了这条小巷，经过一个人的房子，向左拐，到了神庙，向右拐。接下来你会看到一座喷泉，喷泉旁边有一家面包店，对面是一家木工作坊。你要找的人，就住在这儿。”

你要是不熟悉罗马城里的环境，听完这段话肯定是一头雾水。哪怕你熟悉罗马，处理这么一大段信息，也得消耗不少脑细胞。生活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你告诉我一个街道的名称和门牌号码，我用手机一搜，就什么都清楚了，哪用得着什么喷泉和无花果树呢？

没有现代的地址系统，古罗马人指路确实是怪费劲的。不过，现代的脑科学家提出了这么一个猜想：或许正是因为古罗马没有精确的地址系统，人们才在问路的过程中，逐渐炼成了强大的空间记忆力。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空间记忆力，古罗马的演说家们才发明出了著名的“记忆宫殿法”。古罗马的大学者西塞罗在他的《论演说家》这部作品里，就提到过这种方法。

简单来说，记忆宫殿法是一种思维工具，能帮助你在短时间内记住大量的信息。比如，你要记住一篇很长的演讲稿，那就想象一座你熟悉的建筑，最简单的就是你们家的房子了。接下来，你要在这个想象出来的建筑里放置一些东西。你演讲的开场白可能跟“苹果”这个词有关系，那就在房子的入口处放一只苹果。接下来，你用到的第一个素材可能跟数字“2”有关系，那就在进门正对面的那堵墙上写一个数字“2”。等到你把所有跟演讲有关的东西都放进了这座建筑里，剩下的工作就简单了。你只需要想象自己在这座建筑里行走，走过一间一间屋子，看到一件一件东西，就能回想起演讲稿里相应的内容。现代脑科学已经证实，人脑中负责记忆和空间想象的部分是重合的。这么说来，古罗马人没享受到地址系统的便利，却因此获得了强大的空间记忆力，这也是合情合理的了。

好，稍微岔开了一点话题，我们接着回来讲地址的故事。刚才我们说到，在古代世界，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没有发展出精确的地址系统。那么，我们今天用到的地址系统是怎么出现的呢？在《地址的故事》这本书里，作者戴尔德丽研究了世界各国地址系统的发展过程。她发现，现代的地址系统主要有两个发源地。一个是18世纪的维也纳，一个是19世纪的伦敦。

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先说维也纳。维也纳对现代地址系统的贡献，主要是发明了门牌号码。不过，门牌号码最初被发明出来，并不是为了帮人们在复杂的城市里找到正确的位置，而是为了帮统治者更有效地控制人民。

这话怎么说呢？我们得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18世纪的维也纳正处在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之下，女皇玛丽亚·特雷莎是欧洲历史上最有建树的君主之一。玛丽亚·特雷莎在位四十年，打过不少胜仗。但是在1760年代，她的军队在战场上连连失利。玛丽亚·特雷莎当然很着急，也很恼火。她甚至放过狠话说，要不是她一直忙着生孩子，就要亲自上战场了。

不过，狠话归狠话，关起门来，这位女皇还是得自己总结教训。客观地说，玛丽亚·特雷莎治国的本领是不错的，在她的治理下，国家的实力也并不弱，那为什么还会吃败仗呢？玛丽亚·特雷莎想到了一个原因：当时的哈布斯堡王朝采用的还是从中世纪延续下来的封建制度，皇帝的下面是一帮领主。这帮领主都有自己的封地，封地上有老百姓给领主干活。皇帝要打仗，得靠这帮领主从各自的封地上征兵。那么，领主会把自己手下最强壮，最能干的劳动力交给皇帝吗？当然不会了。他们当然要为自己的利益考虑，把那些最好用的人留在身边，只把老弱病残推出去当炮灰。这么一来，国家的军队还好得了吗？玛丽亚·特雷莎意识到，这个国家里还有大量能打仗的年轻人，都没被编进军队里。而要把这些人用起来，她得越过领主，直接控制人民。

这要怎么才能做到呢？玛丽亚·特雷莎想到的办法，就是门牌号码。给家家户户的房子编号，把房子里住的人记录在册，这样，就能按照每个人的资质，给他们安排军队里的工作了。1770年3月，玛丽亚·特雷莎发布命令，向全国各地派出了1700多名军官。军官带着油漆匠，每到一个村庄，就用油和动物的骨头熬成一种浓稠的黑漆，在每户人家的房子上刷上一个数字。这项浩大的工程从春天一直进行到冬天，玛丽亚·特雷莎派出的军官给110多万所房子编了号，登记在册的人数超过了700万。直到今天，假如你到维也纳去旅行，还能在一些建筑上看到玛丽亚·特雷莎时代留下来的门牌号码。当地人把这些号码叫做“征兵号码”。

严格来说，玛丽亚·特雷莎并不是第一个给房子编号的人。早在16世纪，法国巴黎的官员就给房子编过号，目的是确定房子的归属权。但玛丽亚·特雷莎确实是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门牌号码的统治者。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欧洲各国的统治者纷纷发布命令，给房子编号。《地址的故事》的作者戴尔德丽分析，这可能跟当时的时代思潮有关。维也纳大学有位历史学家，叫安东·坦特纳，专门研究门牌号码的历史。他也赞同戴尔德丽的观点。坦特纳说，启蒙时代“是一个沉迷于秩序和分类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给房屋编号，把全国的人民登记在册，这是国家走向现代的重要环节。

总之，戴尔德丽认为，玛丽亚·特雷莎的征兵号码是现代门牌号码的前身，维也纳也因此成为现代地址系统的一个重要的发源地。当然，只有门牌号码，还不足以构成一个完整的地址。要想准确地定位一户人家，我们还需要给每一条街道取名字。根据戴尔德丽的调查，系统地给全城的街道命名，这件事始于19世纪的伦敦。

什么人最想给街道命名呢？你肯定能猜到，当然是邮递员了。

在19世纪上半叶，英国邮递员的活儿可不好干。就拿伦敦来说，重名的街道太多了。因为缺少一个统一的机构来给街道命名，伦敦的街道，有的用的是人们约定俗成的名字，比如“教堂街”“磨坊巷”这一类；还有的用的是开发商给起的名字，稍微体面一点，但也没什么新意。根据当时人的记载，在1850年代，伦敦城里取名叫“维多利亚街”“国王街”“皇后街”的街道，每一种都有二三十条。这种情况当然让邮递员非常头疼。他们经常得敲开很多户人家的门，才能找到正确的收信人。

街道重名还不是最麻烦的问题，还有大量的街道根本就没有名字。寄信的人也不知道该怎么写地址。所以当时的英国邮局经常接到一些地址很奇怪的信。比如，信封上写着：“这封信是寄给一个戴眼镜的姑娘的，她照顾着两个婴儿”，或者，“这封信写给我的妹妹，她叫简，她有一条腿是木头做的”。邮递员拿到这样的信，当然只能干瞪眼。

像这样地址模糊的信被叫做“死信”。当时的英国邮局都有专门的“死信办公室”，办公室里的人每天的工作就是破译死信的地址。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在同一时期的美国，有位著名的“死信侦探”名叫柯林斯。她每天都能破译将近一千封死信的地址。据说，柯林斯是一位学识极其渊博的女士。她知道全国每一座城市里大大小小各种机构的名称，甚至还知道一些只有当地人才会用到的别称。最神奇的是，她还能根据寄信人的笔迹猜出他们常用的语言，这能帮她定位一些讲特定语言的收信人。

柯林斯有没有传说得这么神？这倒也没法考证了。不过，出现了像柯林斯这样的专业人士，只能说明一件事：整个邮政行业都出问题了。邮递员和死信侦探的工作难度这么大，那要供养这些专业人士，邮局就得多花钱。钱从哪里来呢？当然是从邮费里来。邮费升高了，老百姓就寄不起信。这就让整个行业进一步萎缩。

眼看着英国邮政行业的路越走越窄，有个人坐不住了。这个人叫罗兰·希尔。在1837年，正当伦敦的邮递员还在满大街找人的时候，罗兰·希尔写了一本关于邮局改革的小册子，交给了英国的财政大臣。从这以后，罗兰·希尔接到任命，主持了一系列针对英国邮政系统的改革。这些改革都是奠基性的。比如，今天我们用的邮票和邮政编码，都是罗兰·希尔在将近两百年前发明的。到了1854年，罗兰·希尔已经当上了英国邮政总局的局长。在这十几年间，他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英国邮政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出在了地址上。要想让邮政系统发挥出最大的价值，英国的每一条街道，都得有确定的，不重样的名称。

就这样，罗兰·希尔开始推动英国政府给街道命名。政府的效率不算低。到了1871年，伦敦全城已经有4800条街道有了新的名称，还有10万间房屋被重新编号。不过，因为伦敦的规模不断扩张，再加上各种政治上的因素，罗兰·希尔的这项给街道命名的计划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直到今天，在全世界范围内，给街道命名的工作还远远没有结束。而这些工作的起源，都可以追溯到罗兰·希尔的邮政改革。

第二部分

好，到这儿，我们就讲完了现代地址系统的起源。简单来说，因为玛丽亚·特雷莎要征兵打仗，因为罗兰·希尔要提高英国邮政系统的效率，现代人才有了门牌号码和街道名称，才能在一座城市里清楚地找到一户人家的位置。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个问题：地址到底有什么用？

对我们今天的很多人来说，地址最主要的作用，应该就是点外卖和收快递了。除此之外，地址在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当然也很有用。要是哪里着火了，或者有病人需要急救，能说出一个清楚的地址来，当然就会多一点生存下来的希望。

关于地址的作用，我们通常能想到的也就是这么多。但是在《地址的故事》这本书里，作者戴尔德丽提到的地址的作用远远不止这些。她提醒我们，要想明白地址的作用，我们可以看看那些没有地址的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在印度的加尔各答有一座贫民窟，这里的人就没有地址。你听到这儿可能会想，贫民窟里的日子当然是不好过的，但这跟他们没有地址有什么关系呢？贫民窟里的人什么都没有啊。没有地址又算得了什么呢？

的确，贫民窟里缺衣少食，还有各种安全隐患。没有地址，好像算不上什么特别要紧的问题。但是戴尔德丽在贫民窟里调查的时候发现，当地人生活里遇到的很多麻烦，从根本上讲，都是因为没有地址。比如，贫民窟里的人用不上干净的自来水和电。什么原因呢？其实未必是技术上解决不了。一个很简单的原因是，水电公司是按照街道地址来收费的，没有地址，水电费就不知道怎么收。再比如，因为没有地址，贫民窟里的人生了孩子，拿不到出生证明。没有出生证明，孩子就没学上。除了水、电和教育，没有地址还会造成一个大麻烦。加尔各答当地的银行只给有地址的人办银行卡。贫民窟里的人没有地址，银行卡就办不下来，他们仅有的那点资产就没地方存。他们也没办法向银行贷款，各种社会福利也享受不到。更糟糕的是，因为正规的银行服务进不了贫民窟，一些骗子和放高利贷的人就借机混了进来。贫民窟里有不少人，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的钱，最后都被骗子骗走了，伤心欲绝。所有这些问题，追到根子上，都和地址有关。

好在，一些慈善组织已经意识到了地址的重要性。在加尔各答，就有这么一个慈善组织。这个组织的名字很长，而且很直白，就叫“为无地址的地方提供地址”。组织的工作人员在贫民窟里走街串巷，给每一户人家发一个地址的编号。这个编号获得了政府的认可。凭这个编号，贫民窟里的人可以办银行卡，也能享受到各种社会福利了。不过，这件事并没有表面上听起来这么简单。首先，一般的街道地址是按照建筑来划定的，有一座独立的建筑，就发一个编号。可是在贫民窟里，哪儿有什么独立的建筑啊？只有一大堆棚屋，密密麻麻地挤在一块儿。有些棚屋里还住着不只一户人家，只能在屋子中间挂一张草席，把各家的生活空间隔开。遇到这种情况，该发几个编号呢？总之，给贫民窟发地址，这是一项艰难的任务。工作人员每天都会遇到各种具体的问题。有时候，他们发的编号会被牛吃掉；有时候，他们印的地图会被人们拿去补屋顶上的洞。即便是这样，他们还是发出了2000多个编号，让8000多人拥有了正式的地址。那么，他们的这项任务什么时候才能完成呢？遥遥无期。只在加尔各答这一座城市里，就有5000个贫民窟，里面住着300万人。在全世界范围内，生活在贫民窟里的人大概有10亿之多。就在你听这本书的时候，世界各地的慈善组织还在忙着给这些人提供地址。

从贫民窟这个例子上，我们可以看出来，地址的作用远不只是送快递这么简单。在现代社会，地址是一个人接入社会网络的通行证。没有地址的人就没有完整的社会身份。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人类是一个定居的物种。

这还只是从个人层面上来分析，如果我们上升到国家的层面，地址还有更多重要的作用。

首先，有了完整的地址系统，社会治安才有保障。假如罪犯藏到了一个没有地址的地方，公安机关搜捕起来，就要多费一番功夫了。

除此之外，地址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也有重要的作用。在1980年代，世界银行做过一项研究。研究发现，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缓慢，背后的原因都是地址系统出了问题。因为地址的记录不清晰，土地所有权的划分就不明确。一块土地是谁的，说不清楚。这样一来，国家该找谁收税呢？一块所有权不明的土地，该怎么买卖呢？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土地资源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经济增长当然会受到阻碍。

除了维护治安和发展经济，地址系统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控制传染病。在19世纪，英国有位医生叫约翰·斯诺，最早发现了霍乱的传播途径。他就是从地址上找到了线索。在1854年，伦敦的一个街区里爆发了霍乱。斯诺医生一家接一家地敲开这个街区的房门，把病人的数量标在地图上。最后，地图上的情况显示，所有的病人都住在一个水泵附近。斯诺医生调查了这个水泵，发现水泵里的水受到了污染。这证实了他之前的猜想：霍乱病菌可以通过饮用水传播。斯诺医生说服人们拆掉了水泵的手柄，成功地控制了那次疫情的蔓延。后来，为了纪念斯诺医生，英国的一帮传染病学家成立了约翰·斯诺协会。这个协会有个秘密的握手方式，就是一个压水泵的动作。

直到今天，地址系统仍然是控制传染病的有效工具。咱们中国能够成功地防控新冠肺炎，行程码当然功不可没。

结语

好，到这里，我为你介绍了《地址的故事》这本书里两个最核心的问题。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

第一个问题，我们说的是，现代的地址系统是怎么来的？《地址的故事》的作者戴尔德丽认为，现代的地址系统有两个最主要的发源地：一个是18世纪的维也纳，一个是19世纪的伦敦。在18世纪的维也纳，女皇玛丽亚·特雷莎为了征兵，发明了门牌号码；在19世纪的伦敦，被誉为“现代邮政之父”的罗兰·希尔为了提高英国邮政的效率，推动政府给全国的街道命名。

我们说的第二个问题是，地址到底有什么用？戴尔德丽调查了印度加尔各答的贫民窟，她发现，没有地址的人，在现代社会寸步难行。他们不能享受社会福利，不能使用银行的服务，不能受教育，甚至连自来水和电这些最基本的生活物资都没法保障。在个人层面上，地址是一个人接入社会网络的必要条件。而在国家层面上，维护治安，发展经济，控制传染病，这些工作都要用到地址这个必要的工具。

在《地址的故事》这本书里，戴尔德丽还谈到了地址在美国、德国、南非的一些地方引起的种族问题和政治上的争议。如果你对这些故事有兴趣，欢迎你读一读原书。这本书的完整电子版，你在“得到电子书”就可以找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