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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厚泽《阴阳五行学说》浅释（一）
二、 释五行
五行学说，按它的诠真面貌而言，是古代医家通过古人所谓的“内景功夫”，并结合所谓 “象天则地、远亲近择、取类比象、触类旁通……”等法则，所获得的关于人体五脏的生理、病理、医理、药理的一些“抽象” 性的规律，所以它不是玄学。
数千年来，它一直被认为是中医的理论基础，并在临床治疗中起着科学的指导作用。
科学家们常把它与古希腊“自然学派”，如泰勒斯（公元前624~547年），阿拉克西米尼（公元前585~524年），拉克里特（公元前540~ 480年），恩培克多克（公元前490~430年）…等人所谓的 “四大学说”（地、水、火、风 ）那种简单直观的认定相比拟，这是不全面的。在“四大学说” 的指导下，西方至今没有孕育出任何一种像中医这样精深的生命科学。
至于《五行学说》的起源，在我国历史上有文字之前，或已存在于我国古代哲人之间，试观西安半坡村出土文物中就可看出其端倪，半坡村出土一把骨梳，其上就刻有类似“八卦“的图案。
不过因为这把梳子在地下年代久远，八卦图的各阳爻还可清楚地辨认，而各阴爻的图案则因自然腐蚀的关系，看起来都有点象阳爻而已。读者若有机会到西安参观，最好不要忘了到半坡村文物展室里用放大镜对这把梳子亲作观察，是幸。
今再从现存古籍来加以考察：《书经·夏书·甘誓》就曾记载：“有扈氏威侮五行”之说。
《甘誓》相传是夏王朝传到夏禹的儿子（启）时，在今陕西的扈县有个部族（有扈氏），因为它的首领对“公天下”一变而成了父子相袭的“家天下”的政治模式的现实不服，启于是兴兵予以讨伐。史官记录下了当时的誓师宣言，故名《甘誓》，这事距今大约已有40余世纪的历史。
《书经·夏书·洪范》篇，也有关于《五行学说》的文字记载。相传武王克殷的后二年，向商朝遗老（箕子）请教治国大略。箕子于是根据《洛书》传给武王九种治国大法，史官记录了箕子的话，即今所见的《周书·洪范·九畴》。其第一畴即“五行”。其文曰：
“初一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并解释说：“水曰润下……作咸；火曰炎上……作苦；木曰曲直……作酸；金曰从革……作辛；土曰稼穑……作甘”。这是什么意思呢？
今从有关各书（特别是《黄帝内经》）加以体认，那就是说：任何一位人君，若欲把他的臣民治得很好，除了要重视其他“八畴”的要点以外，首先要懂得他的臣民“五脏”的先天禀赋所产生的五种不同的气质或本能，然后因势利导，综合平衡，用长避短，使之各有所适。
若按《内经》教义，大致可以体认如下：
其一曰水“者，大致是说：人体之肾脏主一身之精水。
它具有灌溉人体上下、表里、内外……各“阴元”之功。治肾当用“咸以润下”之品，如“龙骨、牡蛎之类的收敛镇静剂。若其人先天禀赋以肾气主事者，则性格上常带有迁就下属的本能，云云。
“其二曰火”者，以心脏属火，心主人体之动能，有开发人体机能之功。
若其人先天禀赋以心气主事者，常易心火上炎，固执已见，善用心机。若其人心火过旺，当用苦寒药（如：黄连、栀子之类）直折其心火，云云。
“其三曰木”者，是说肝脏之本能，犹如树木，喜直而恶曲。
若其人先天禀赋以肝木主事者，其人常欲扶摇直上，怕受委曲，其性刚直，喜诤荐。若其人肝气过旺，当以酸收的药味（如白芍、五味子之类）以收敛平伏之，云云。
“其四曰金”者，以人体肺脏属金。
肺脏在人体司“制节”，常欲使人体之气机开关合于常度，并能促使人体之生化不断地因机体需要而生变革（“从革”）。若肺气因外来的风寒而闭滞者，当以辛辣的药味（如麻黄、桂枝、生姜之类）予以发散。若其人先天禀赋以肺金主事者，常不满足于现状，而思变革，云云。
“其五曰土”者，是说土是脾脏的属性。
脾在人体中的功能犹如土地的作用，为各脏的生理运作提供精气，是“生化”之本，脾易生湿，因其为太阴之象，除脾之湿，用燥湿的药物（如苍术、白术、茯苓之类）。若其人先天禀赋以土主事者，善容他人，调和事物，有中庸之德，云云。
五脏彼此之间有相生与相克的有机关系。木（肝）、火（心）、土（脾）、金（肺）、水（肾）。此五者，依次影响，谓之“相生”，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
例如：其人肝虚（如肝硬化而致心力不足者），当用辛温发散之药，调补其肝，则心力自旺，如李东垣的“升阳散火汤”之类是也。
若其人心火不足，而脾土自虚者，当用辛温之药益其心火，则脾土之气自旺，例如张仲景的“小建中汤”之类是也。
若脾虚损而肺气不足者（例如脾虚所致的肺痨病），则可用补气健脾的“四君子汤”之类，扶土以生金。
若其人之肺气不降而肾水不生者，当以适当药味（如：“三子养亲汤”加沉香之类）下其肺气，使金水两气相交（俗称：“金投于水法”），则水自生。
若水亏于下，虚阳上越，而成头晕、目眩、耳鸣、血压偏高等症，则可用“壮水涵木”的“六味地黄汤”，以敛心火，则肝阳自平矣。（以上释“相生”）
木、火、土、金、水，此五者，依次“隔二”的关系，谓之“相克”。即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
肝木过旺而脾土自败者（例如忧伤过度而食欲不振），当用适当药物调达其肝木，则脾土可望恢复其功能。
脾土过旺而致水道不畅者，当以适当药物健其脾土（如：孙真人“越婢加术汤”之类），则水湿自去，而脾阳可复。
若水寒于中而心火不旺者，利其水湿，则心火自旺。
若心火过旺而克肺金者，抑其心火，肺金自安，则燥咳之疾可愈。
若肺金之气过旺，而肝木不舒者，泄其肺金，则肺气自平。钱乙“泄白散”之类可酌用之。
以上所举，乃某脏有余之症之概略。若某脏之气不足而影响其“隔二”之脏而致病者，则谓之“乘”，其药法与此有异矣。限于篇幅此处不赘。欲知其概，可参阅有关医籍可知。
以上关于五脏“生、克、制、化”的关系，对中医临床至关重要。否则必陷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泥沼，而莫知其纪，遑论出奇制胜也。此即《列子》所谓的“不生者，生生；不化者，化化”之义也。（以上释“相克”）
至于生命的起源和生物进化问题，若按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来考察，则中医的说法，与近代科学所谓：“从无到有”的观点基本相似。
《列子》说：“太乙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
到太素之时，才有“两仪”、“四象”之分，形质乃具。意谓“混沌初开，乾坤始奠”之初，那时真是“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之态。
斯时也，地球上除了某些“基本元素以外”，可说一无所有。经过漫长岁月，才有“日月盈仄，辰宿列张”。此后又经过若干亿年，地球上的基本物质（碳、氢、氧、氮）在所谓某种“宇宙力量”的作用下，地面才出现所谓原生质（Protoplasm，俗称“生物汤”）。
再经过若干岁月，生物汤才逐渐“沉淀或聚合”形成氨基酸，乃至蛋白质。以后在磷的参与或作用之下，才形成“基因”，然后才有生命。这大约要经过30亿年的生化过程。
这里不得不提一下：上述这种所谓的“宇宙力量”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呢？科学家们猜想可能是“宇宙”或宇宙自然放电之类。（基本物质合成氨基酸的事实，科学家已在实验室里证实）。
但生命形成之后，生物界（包括植物）怎样又具有许多情感、理想或求生欲望……之类的情性呢？对这样的问题，科学家多认为是“进化”而来，但神学家则有另一种信仰，即所谓“神创论”。见解各异，但究竟孰是孰非，目前难以定论。
从《黄帝内经》里，还可以看到另一种思想：它认为生物的五脏的形成与进化，是与天上的五大行星的先期存在或感摄有关。
例如：《内经》常说：“七曜悬天，五行丽地”，而且明文提示：肝与木星相应，心与火星相应，脾与土星相应，肺与金星相应，肾与水星相应，阳应日，阳应月……等等。
这种思想，乍一听来，似是无稽之论。不过，20世纪是“知识爆炸”的世纪，随着科学的进步，人类对天体与地球的相互关系，一天天越知越多。譬如说“大爆炸理论”，过去一直认为这似乎是“宇宙形成说”的“盖棺论定”似的结论，而在今天，不是早已知道生命是存在于DNA里的吗？
又据报道：我国东北一位名叫乐巨庆的老人，他可以根据五大行星与地球的关系位置，多次准确地预报洪水灾害，一度受科学界的重视。
由此看来，《内经》关于五行的这些说法，在我看来，至少可以作为“天人合一”思想的一种研究素材来加以对待，或有益于中医学说的研究。更何况它在中医的临床诊断与治疗上，有不可抹煞的指导作用。所以有些中医学者，认为“五行学说不可废”。
此外，五行学说还可以用于“五形”，即望诊上的五种格局。
如：木型人（长）、火型人（尖）、土型人（厚）、金型人（方）、水型人（圆）等云。“五声”（即声音特征：宫、商、角、徵、羽）；“五色”（即气色的青、黄、赤、白、黑）；“五气”（即对臊、焦、辛、香、腐等五种嗅觉之喜恶）；“五味”（即对辛、甘、酸、苦、咸等五种味道的恶欲）。
以上五者（形、声、色、气、味），乃“从外以观内”，近似近代所谓的“黑箱学说”。有关这方面的细节，详读医书可知，故此不赘。但从中可以体会人之生理、病理及药理，似均可以“五数”赅之。近代有人把它称为“生命的全息律”。再则，周秦以降，一些喜爱研究《周易》的学者，常有“二五之精”的说法。所谓“二”，即“阴阳”也；所谓“五”，即“五行”也。
1982年，美国格林基金会出资在维也纳召集过一次世界医学大会，会上鉴于西方医学的许多缺陷，决议认为：应向中国学习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及四诊，这对世界医坛上此起彼伏的“中医热”的浪潮，再一次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是中医的发祥地，吾人当三思之。
（未完待续）
— END —
作者 | 廖厚泽先生，湖北兴山县人，世传中医（1949年参加工作，为原山西省中医研究所医师，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自幼曾从兴山名老中医王慈臣先生攻读古典中医经典，1958年又师从中国传统丹道医学、峨眉临济宗第12代传人、镇健大师周潜川先生学习中国传统丹道医学、炼丹术、气功按跷导引术以及各科疑难病症。廖厚泽先生一生跟随周先生治疗与讲学，后经中央组织部批准调山西省中医研究所为中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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