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届毕业生人数首次突破千万，比上年大幅增加167万人，就业总量压力加大；同时受政策变化、疫情、就业观念转变等因素影响，结构性就业矛盾凸显。但就业渠道仍有可释放空间、财政扶持政策、“三新”领域就业保障还存在一些短板和不足，应进一步释放政策红利，促进高校毕业生充分就业。

一、进一步缓解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2021年11月16日，教育部发布《关于做好2022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会议指出，2022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增量创历史新高，就业结构性矛盾愈发突出，就业形势复杂严峻。

一是就业总量压力加大，就业结构性矛盾凸显。据教育部数据，2022届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1076万人，高校毕业生规模首次超千万，比上年增加167万人，总量和年度增量均创历史新高。此外，2019年职业教育扩招后首届毕业生达100余万人，高校毕业生结构更加多元，整体就业形势相较上年更为严峻复杂。受疫情、产业调整等因素影响，互联网、教培、房地产等高校毕业生吸纳力较强的人力资源密集型行业，需求急剧收缩，企业稳岗压力大幅上升，劳动力市场大范围重新匹配，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矛盾有所上升；从考生就业心态看，求稳心态愈加明显，吸纳高校毕业生主体的民企新引力下降，但公务员、事业单位和国企的毕业生考录比显著上升，就业结构性矛盾凸显。

二是人社部就业经费投入结构急需优化。我国《就业促进法》规定，“（各级）就业专项资金用于职业介绍、职业培训、公益性岗位、职业技能鉴定、特定就业政策和社会保险等的补贴，小额贷款担保基金和微利项目的小额担保贷款贴息，以及扶持公共就业服务等”，支持公共就业服务能力建设是就业专项资金的重要用途。近年来，中央财政每年支出财政性就业资金近千亿元，用于对个人和单位的补贴、公共就业服务能力建设补助。当前，我国高校毕业生离校前的就业指导和服务工作，由教育部门负责。据报道，十多年来我国高校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每年都在77%以上。随着高校毕业生规模的逐年加大，高校毕业生占每年新增就业人口的比例越来越大，特别是2022年之后，高职扩招吸纳的100万退伍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社会青年等群体将以高校毕业生的身份进入就业市场，各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各类高等院校、职业院校，承担越来越多的公共就业创业服务职能，在信息网络系统建设及维护、就业咨询和创业孵化服务机构建设、招聘活动组织等方面支出加大，但获得就业补贴资金的额度非常小，与实际所负担的公共就业服务职能严重不匹配。

三是“三新”领域劳动者权益保障困局依旧存在。据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研究和测算，随着技术推动产业转型的效果愈发明显，全球青年就业模式发生重大改变，只有四分之一的青年从事“全时有薪”的传统工作模式，各类灵活就业比重不断加大。特别是近年来，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以下简称“三新”）为典型代表的互联网平台经济蓬勃发展，大量非标准就业的灵活就业群体涌现，更对现行劳动与社会保障制度管理造成一定的冲击。截至2021年，我国“三新”就业人员已经达到2亿人，其中，2020年和2021年全国高校毕业生的灵活就业率均超过16%。但相较传统用工模式，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关系确认没有明确的标准、劳动关系责任划分困难、平台用工契约不平等、平台从业者基本社保缺失、平台用工去劳动关系化、劳动者“被困在系统中”、劳动基本权益得不到保障、维权困难、话语权缺失等问题依旧存在。 2021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明确要求“解决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问题，健全灵活就业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障政策”。

3.推进“三新”背景下劳动法修订和相关政策制订，加强市场监管和保障。一是加快推进“三新”背景下《劳动法》的完善与修订，明确“三新”劳动形态下的劳务关系、权利及责任，发挥法律引导和监管作用，督促企业、平台依法合规用工；二是通过减免税收、发放补贴等形式，鼓励用工企业平台主动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保障双方权益；三是加强对“三新”就业平台劳动算法设置的管控与审核，算法设置应符合法律规定，支付合理的劳动报酬、保障劳动者基本休息时间和其他基本权益；四是加强新就业形态行业工会联合会建设，发挥产业、行业工会作用，引导平台企业和劳动者在包括公平就业、最低工资、社会保险等方面进行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