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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市上海，同样有悠久的历史，有先人生活的痕迹，也有历经数千年沉积发育的三角洲。如今的行政区域中，也包含着嘉定、松江这样的古城。

此次展览的重中之重，即是第一板块“文明之光”的设置，它将上海的历史追溯到了距今六千年前的先民。上海地区早期规模较大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可以追溯到发源于嘉兴南湖的马家浜文化。2004年的崧泽遗址，曾出土一个25-30岁的男性头骨，是上海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先民，名正言顺地被称作“上海第一人”。这些上海先民种植水稻、驯养家畜，烧制简单陶器（以没有底足的釜、盆为主），并已掌握纺织技术。

到福泉山遗址参观过的观众都会对此留下一定印象：福泉山人居住在干栏式房屋中，主要建材为竹或木，房屋上覆茅草、芦苇，为通排大屋。饲养猪、狗等牲畜，躬耕于稻田，多食螺、蚌等水产。

要解开这个困境，需要我们换一个思路来理解上海的历史。我们今天探索上海的历史，往往站在今天19世纪开埠以后确立的上海格局来追溯过去。然而，仅从历史地图上看，哪怕是今天上海核心的浦西地区，在两千前的秦代时，都尚未成陆，更别提更东面的浦东地区。我们今日所见的史前上海的历史遗迹，全都位于上海行政区域的西部，且俨然有序呈带状分布。

我们从相对较晚的遗迹中同样可以发现类似的规律。笔者曾经研究过春秋时期，吴、越两国分野的变化。随着越国北进，吴国南退，两国之间的动态边界上留下一系列地理界碑。当我们把这些界碑有序地串联起来，就会发现，这一古人类活动频繁，反复拉锯的区域，其实呈现了一种围绕太湖东南部成弧形展开的分布。

这里提到的冈身，根据北宋绍熙间（1193年）《云间志》记载：“（古冈身）在县东七十里，凡三所。南属于海，北抵松江，长一百里，入土数尺皆螺蚌壳，世传海中涌三浪而成。其地高阜，宜种蓺菽麦。” 事实上，这就是一道最早存在的海岸线，其“西界大约北起太仓，南经外冈、马桥至漕泾（金山东）以东；其东界北起嘉定，中经南翔、莘庄、竹港，南至奉贤、柘林附近。冈身走向略似弓形，东西最宽处达10里，最窄为4里。”（仲富兰，《说冈身》原载2015年11月18日《新民晚报·连载版》）

事实上，作为前会稽郡，以及新的吴郡的首府，苏州始终保持了太湖以东地区最大都会的地位。而在吴郡的属县中，其郡治以东设有娄县，包括了上海当时已经成陆的大部分，县治在今天昆山东北，大抵东极太仓。至于今天上海已成陆的南方小部，则归属于吴郡的海盐县、由拳县，即今天嘉兴东北。

其原因在于，正如上海的母亲河吴淞江（苏州河）独特的构词方式提示我们的那样，上海始终作为吴会之都（苏州）和淞江相连的一部分而存在。苏州之所以为吴郡首区，在于它坐拥太湖主要出水口吴淞江的上游，而它的下游，则分为娄江、东江和松江三条主要河道。［有人考证娄江、东江皆不可考，只有松江，即吴淞江一条（王建革，《从三江口到三江娄江与东江的附会及其影响》，《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05期），笔者亦持这一观点。］而太湖以东作为一片扇形低洼平原，其出水口至海岸线之间，自然形成了一片长期承受湖水泛滥之虞由河道与湖泊组成的低地沼乡泽国。因此在很长时间里也就保持了娄县和海盐、由拳这南北高地之间的中间地带。

不可否认，青龙镇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代，然而实际记载与考古资料支持其始于唐代（三国至唐的五百年时间都缺乏资料证实）。这与公元751年（唐天宝十年），华亭县的设立有着天然联系。华亭县治所在今天的松江老城，并且被后来的松江府、县所延续。而这一区域就位于之前提到的扇形区域中间位置。

这种新开垦的田地，高度适应了太湖以东扇形低地，多湖泊、多河渠的环境特征，将灌溉耕种、防洪疏导和水运交通结合在了一起。这种农业模式就是后来范仲淹所称的：“江南旧有圩田，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开闸，潦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旱涝不及，为农美利。”（《范文正公奏议》（上），《答手诏条陈十事》）

太湖以东农田的开发，为吴淞江流域的经济提供动力，也使得青龙镇的发展在北宋时达到顶峰。“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青龙镇仅所上交朝廷商税就达1.5万余贯，超过了所属的华亭县城1.5倍，位列全国1880多个市镇的第5位，太湖地区17个市镇的首位；在全国1200多个县级城市中排名第22位，300多个府州级城市中排名第94位，12个沿海港口城市的第7位，仅次于泉州城，成为’海商凑集之地’。宋绍兴元年（1131年）专门设置了海关性质的市舶务，以管理对外贸易。”（青浦博物馆：《海丝名镇——青龙镇》，http://museum.shqp.gov.cn/gb/special/node_42227.htm）

嘉庆《上海县志》（卷三）提到，吴淞江在“唐时阔二十里，宋时阔九里，后渐减至五里、三里、一里”。公元1061年（北宋嘉祐六年），两浙转运使李复圭，知昆山县韩正彦曾取直了流经青龙镇的白鹤汇。原因在于，吴淞江下游经过唐代的圩田，以及宋代青龙镇的繁华之后，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壅塞。

虽然港口东移，但吴淞江下游两岸的圩田体系至少到元代时仍发挥着作用。2006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志丹苑元代水闸遗址，揭示了元代江南经济发展与农业水利的重要关系。在吴淞江最后的光辉时刻，这座水闸遗址上留下元代上海本地水利专家兼著名书画家任仁发的印记。只是这无法阻止吴淞江因开垦而进一步淤塞的事实。

从这个角度看，史前阶段无论是出现在福泉山的良渚文化，还是后来的广富林文化，都未必是地方聚落的中心，而仅仅是太湖东部文化区域的边缘。然而，作为一个两种文化交汇的区域——浙北自宁绍平原北上的人群，与太湖西南自芜湖、宣城向东（大别山东部越江沟通芜湖、马鞍山的路线至今没有得到充分揭示）的人群在这里相聚——太湖东部始终保持了对周边人群的吸引。

上文已经总结了持续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影响——当太湖以东的扇形圩田面积日趋缩小，也反衬了此地经济繁荣景象——人口增多是导致河道壅塞，水流潴滞的主要因素。我们对此的描述仅从客观层面而言，由志丹苑元代水闸遗存所见河网的消失，也证明了吴淞江两岸迅速成陆的过程。这一方面抬高了陆地，稳定了河道的方向，另一方面也推动了“黄浦夺淞”的最终发生。

而今，上海市区早已见不到河网纵横的景象，这与我们心中的江南水乡也有了距离。不过，也正因为上海主城区在过去数百年中做出的改变，吸引人口、调整环境，使上海周边从常熟到嘉兴仍旧保持了许多世纪前的圩田体系。倘若我们怀着兴趣，依然可以前往吴中越地的湿地网络（比如杭州西溪湿地），展开怀古幽思，畅想在经历开发之前的上海前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