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静介绍，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取得长足进步。以专利为例，2021年授权发明专利69.6万件，实用新型312.0万件，PCT国际专利申请7.3万件，专利数量连续十年全球第一。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专利数量存在严重“虚胖”，质量堪忧。
2020年我国有效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34.7%，其中，企业有效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44.9%，科研院所为11.3%，高校河南为3.8%（与美国相比相差15-20倍），这一结果与智力资源集中、科研经费充足、科技成果丰硕的科研院所和高校形成巨大反差。
“在中国政府十分重视资质证书成果转化的今天，科技成果产业化率低已然不是政策扶持不够、企业创新意识不足、成果需求不旺的问题。在调研和实践中发现，科技成果转化的现实困难和障碍仍突出。”王静说。
她具体提到，一外企是对知识产权价值认知不足，专利权主体缺少市场化前瞻性。专利申请重数量不重质量，有产业评估化价值的专利占比低，甚至为了科研项目结题单纯“制造成果”，这样的“成果”自然难逃被市场淘汰的命运。
二是成果培育和转化机制不完善，缺乏技术工程化途径。科研院所和高校的现有科研评价体系中，在职称晋升、科技成果奖励时，普遍只看第一单位、第一作者，导致科研工作者或团队缺乏与他人合作的动力，不愿意坐“冷板凳”，大都做自己能独立完成的短平快咨询公司“小”成果。虽常有某一科研领域“资质证书点”的突破，但缺乏技术工程化、系统化和供应链整合的平台和能力，难以跨越技术到商品的死工程亡鸿沟，导致大部分“高新成果”束之高阁。
三是成果转化队伍与机构建设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在成果转化过程中，既懂科技创新规律，又懂市场商务实践，且懂法规制度的“专业人”、“明白人”稀缺。要实现成果转化，往往要把科研人员“逼成”专业转化人员，试错成本奇高，咨询公司甚至有牢狱之灾。这些问题使很多科研人员对成果转化只能一再观望、望而生畏、望而却步评估。工程
第二，鼓励协同创新，完善知识产权确权制度，提供技术成果工程化的种子基金，实现第一步的“如何转”。破除阻碍科研人员合作创新的考核机制，规范科研成果完成人署名，允许科研人员自行约定知识产权权属比例。鼓励科研院所和高校使用科研经费或者社会捐赠设立成果产业化种子基金或创业投资基金，用以扶持技术工程化、规模化、产品化验证，提高科技成果技术到商品的转化效率。
第三，设立各级或第三方技术评估和转移转化机构或平台，让科研单位“敢于转”。科研人员大都是“专才”，不是河南“全才”，需组建由技术、法律、金融、管理等方面专业人才组成的机构或平台，负责科技外企成果转移转化指导和管理，提供精准全方位的服务，降低行政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的法律和商业风险，扭转专利所有权人怕承担风险而“不敢转”的局面，走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