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着生命危险穿越荒漠开辟的万里茶道

一、山西商人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

山西商人，尤其是首创中国金融历史上票号（钱庄）先例，商路遥远，汇通天下，曾经在中国历史上显赫一时，直到现在人间还流传着：“山西人善于经营、善于理财”之佳话！

山西商人的活动事迹古代文献多有记载。到明代中期已经在中国大地享有盛誉。清代初期山西商人的货币经营资本已经逐步形成，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商品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涉足整个东北亚地区，甚至把经济触角伸向欧洲市场。南至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至大坂、神户、长琦、仁川，西至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葛尔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有些山西商人都能用蒙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俄语同东北亚地区外国友人进行贸易交流，并且是对答如流。可以这样形容：从蒙古草原上的骆驼商队到吴松口的大型商船，都是山西商人在进行计价核算！从呼和浩特的醋味道到贵州的茅台酒，都是由山西人在酿造。人间有一句谚语：“凡是有鸡鸣狗叫的地方，哪里肯定有山西人。”山西商人曾经活动过的遗址在上述地区都能看到。比如说甘肃兰州的“老西庙”，新疆乌鲁木齐的“古塔城”，云南昆明金殿里的“铜鼎寺”，江苏扬州的“亢园”，安徽亳州的“花戏楼”。这些古建筑都是山西人在经商当地建造的。安徽渦阳的山西会馆，哪里曾经是捻军起义的地方。著名的贵州茅台酒是1704年山西盐商雇用山西省汾阳杏花村汾酒厂的技术员工和当地的酿酒师共同研制出来的浓香型白酒，因为汾酒属于清香型白酒，这样就为中国酒类生产与经营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市场。

以山西商人字号命名的街巷经久不衰至今犹存：张家口的日升昌街（平遥雷履泰）、包头市的复盛公街（祁县乔致庸）、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祁县史大进）、呼和浩特市的定襄巷（定襄马五子）、宁武巷（宁武刘二宝）等等，在东北辽宁省朝阳市就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市。在内蒙古包头市也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在西北青海省西宁市也流传着一句话：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山西商人经商的地域之广，人数之多确实相当可观！

晋商兴起源自春秋时期

二、山西商人经营资本的发展。

山西商人经营历史比较早，先秦时期山西省临猗县就出过一个历史人物——猗顿，他被后人尊为商业的先祖。他就出生在当时的猗氏县，而这个猗氏县就是为了纪念猗顿设立的，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行政区划将猗氏县与临晋县合并成临猗县。晋文公称霸时期的次榆、安邑等地已经成为当时有名的商阜集市，秦汉时期的晋阳、平遥、汾阳、平陆等地已经成为重要商品的集散地，唐朝建立后曾经封晋阳为“北京”唐朝诗人韩愈形容当时的晋阳是“朗朗闻鼓街，晨起似朝时。”尽管如此山西商人在这个阶段还没有一定的组织和实际地位，到了宋代山西商人和安徽商人同时成为中国商业界的中坚力量。大宋王朝征战所需马匹需要北方的苛岚马而北方需要大宋都城杭州、临安的丝绸、茶叶等，据历史文献记载宋朝庆历年间（公元1041年——1048年）宋朝出杭绢2000匹到山西苛岚县换取马匹（以物易物），后期又出绢30000匹到山西北路各县换取马匹。非官方的民间贸易更加频繁。《马可波罗游记》中写到：“从晋阳到平阳这一带的山西商人遍布全国各地，并且由此获得巨额财富。”明末清初山西商人经营规模进一步扩大，明代全国较大的商业贸易城市有33个，其中晋阳、平阳、蒲州位列前茅，这时山西商人资本原始积累已经初具规模。晋阳、平阳、泽州的富豪甲天下，非数十万两银子不能称富。明代末期山西商人已经在东北山海关地区外开展商业贸易活动，1618年后金努尔哈赤占领抚顺时对在当地经商的山西人写过一句话：“七大恨”，并且要求山西商人们限期退回山海关以内，可见当时山西商人已经和后金政权进行过商品交易，估计是感觉吃亏才有感而发吧！清军入关后蒙古草原也归入清朝统治范围，归化城的商业活动十分频繁，康熙年间山西商人进入外蒙古开展商业贸易活动。从此以后东北松辽平原、内外蒙古草原地区就成为山西商人贸易活动的新兴市场，商品流通渠道主要经杀虎口（后来的归化城）、张家口完成。人们常常说的“走西口”就指的是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张家口市场的八大商家全部是山西人，其中首屈一指的财东是山西祁县的范家开设的“兴隆魁”商号，这家鼎盛时期的员工达300人，属当时清代时期山西商人与外蒙古和俄国开展商业活动的第一大商家。

在对外贸易的出口——杀虎口，山西商人经常在大青山、西营镇一带开展商业贸易活动，并且得到清政府的特殊关照，由于山西商人为清军办理粮草供应，清政府则把“盐”这种特殊性质的、属于国家专买的商品经营权交给了晋商。晋商由此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利润）。这些商行里会说俄语、蒙语的被称之为“通事行”，其中最大的通事行就是位于西亚科伦多由祁县史大进开设的“大盛魁”，从业人员达8000人之多。当时人们形容大盛魁的资金如果用50两一锭银子从库伦到北京能铺满一路，可想而知当时山西商人的资本有多么雄厚！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当时著名的大商号都是万荣人、临猗人、平遥人、榆次人开设，宁夏有名的中药材枸杞基本上都掌握在山西商人的手里，其中有一家商号“庆泰亨”专营枸杞。在西宁山西商人对于各州县商业贸易活动广泛开展，商业网点遍布各个角落，柴米油盐酱醋茶无所不为。在北京的米面行都是祁县人经营、油盐酒都是襄汾人经营、纸张店都是临汾人经营、布行都是翼城人经营、颜料庄都是平遥人经营。著名的北京鲜鱼口街布行在当时就驰名中外！北京至今保留的名牌字号如“都一处”、“六必居”“乐仁堂”等等都是山西商人留下的杰作！另外山西商人还遍布云、贵、川、两湖、两广、江西、安徽各省开展商业贸易活动。广州城濠畔街上大多数房产是山西商人购建的。如：“广生远”“广懋兴”等大商号都是山西人开设的。由海上出口（西亚印度）的茶叶都是山西商人从产地收购，自己加工后，运到广州卖给潮州商人，再由潮州商人转运出口到世界各地。长江中下游的扬州盐商，江西、福建的茶商由长江出海口与日本的商业贸易活动最为活跃。

山西商人不仅大力开展内贸，同时也在积极开展对外贸易。逐步进入俄国以及欧洲市场。山西商人从陆路开辟了对俄贸易，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多个大城市都有山西商人开设的商业字号，在朝鲜、日本开展的商业贸易活动业务特别繁荣。榆次常家出口的夏布与朝鲜换回的人参，被人们传为“人参财主”，介休的范家完全垄断了日本的铜进口市场与百货的出口市场。在清朝统治期间能够兴旺发展200余年商业世家：榆次常家、太谷曹家、祁县乔家、平遥雷家、介休侯家、临汾亢家、万荣潘家、阳城杨家等等，他们既是商人又是高利贷经营者，也是家财万贯的财主、资本家，手里拥有雄厚的资本。

晋商的鼎盛期开创中国最早的金融业

三、汇通天下的票号

山西商人资本中的货币资本经营模式，最著名的是票号，也叫钱庄或者汇兑庄。是一种专业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在票号产生之前，商人外出采购商品，出售商品结算时一律使用现金（银子），尤其是在外地经商赚了钱，也得把银子运回老家，这得靠“镖局”来完成。这也证明票号的产生是山西商人及商业贸易活动的衍生物。由于银子的运输不仅开支大，费时费力常常误事，还存在一定的风险出现差错是避免不了。这样迫使外出经商的山西财东们不得不去寻找新办法。平遥县城“西玉成”颜料庄在北京、天津，成都等地都设有分号，大财东是雷履泰。“西玉成”北京分号经常为在北京经商的山西老乡办理北京、平遥，天津、成都之间的银子兑换业务。山西老乡把银子交给“西玉成”北京分号，分号便书信发到平遥西玉成总部。山西老乡回到平遥就可以到西玉成总部领取现银。当时这种业务只限于信得过的老乡或者朋友之间，并不收费。以后由于要求汇兑的人越来越多，在双方协商同意的前提下收取一定的手续费就可以办理。平遥的大财东雷履泰是个聪明人发现这是一个生财之道，于是大胆提出西玉成尝试汇兑业务，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果然是业务繁忙日进斗金！马上决定北京的“西玉成”分号改为“日升昌”专门经营汇兑业务，这就是中国金融史上第一票号（钱庄）的产生。之后他专门派人调查山西商人的贸易地点，选派信的过的伙计分别在天津、张家口、沈阳、苏州、上海、厦门、广州、桂林、成都、长沙、西安开设“日升昌”分号（钱庄）招揽生意。由于这种汇兑业务在此存银，在彼提现优点是安全、方便、快捷。手续又简单。这种模式不仅商人使用，连朝廷的官银以及王公贵族的存款也要放到日升昌钱庄。政府官员王公贵族去外地私访（实际是游山玩水）用银子那是个方便！随着流水额度逐步扩大，通汇地点越来越多相应地利润也就越来越大。雷履泰的“日升昌”经营模式不断地摸索、翻新、完善，这边接受存款，那边发放贷款，存款要收取手续费，款贷出去要收利息，一个罗卜两头削，利润能不大才怪！这里有一个小细节，异地汇兑需要一个凭证，雷履泰请教高人给汇票里设计了一套密押，由若干数字组成，总号与分号之间事先约定暗语，外行人看不懂更听不懂。总号与分号之间收到对方的汇票用数字加加减减，汇票金额一目了然，豪厘不差。日升昌的业务是蒸蒸日上，一派繁荣。看到这个日益兴旺发达的市场，山西商人纷纷效仿日升昌的办法，学习日升昌的经验，开始投资票号，逐步形成一定规模的（钱庄）票号，公元一八四八年山西人开设票号8家，到一八五八年年的十年间仅日升昌，蔚丰厚、日新中三家票号在全国各地设立分支机构35家，分步于全国23个大中城市。山西商人一业为主（票号），多种经营。既收存款通存通兑，也放贷款，并且将汇、存、贷有机结合，巧妙利用存、贷、汇时间差，即占用存款人的存款时间，再将存款放贷赚取利息这样操作以后就产生了巨额利润。据有关历史资料显示1874年末“蔚丰厚”苏州（钱庄）分号的存款达336000两白银，发放贷款80000两。1850年末“日新中”北京（钱庄）分号的存款达37000两，发放贷款70000两。太平天国起义以后，清政府的财政状况日益困难。山西商人开始是为商人提供服务，随后也转变为政府提供服务，为了承揽政府对外活动中的款项国际汇兑业务，钱庄的财东们决定在国外设立钱庄分号。祁县财东賀洪如开设的“合盛元”钱庄在日本的神户、东京、横槟、大坂等地都开立分号，此时山西票号的生意可谓：“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

郭台铭投资的晋商电影《白银帝国》引发美国华尔街热议

四、晋商对中国金融史的贡献

（一）、山西商人资本的发展不仅使晋商聚集了大量资产、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家乡，而且进一步促进了山西的手工业发展，并且促进了全国商品的大量流通，加速了中国自然经济解体和商品经济的快速形成。清乾隆年间山西商人王廷昱投资开涉铜矿；刘永和投资开涉煤矿，很明显是商业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实际步骤。明朝官营的“解盐”生产，招聘“盐丁”来盐池服役做工，盐丁要开户立据，世代相传，他们实际上就是帝国的奴役，生活极其困苦，经常发生逃工事件，生产效率低下。这就说明落后的生产关系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1648年清知府废除了“盐丁”制度，把“解盐”生产由官营改为私营。个人可以承包开始挖晒“解盐”，清政府将盐池划为五百一十三号，严格规定一个人只能承包一个号，统一登记，盐号一但承包不得随意转让他人，这种经营“解盐”的模式：自筹资金、自己招聘、自己生产、自己经营、盈亏自负在当时看来是比较先进的管理模式！清政府还规定每生产盐百引，其中七十引纳税，一引收税三钱二分。其余三十引不纳税抵做投资者的成本和开支。盐户对盐池没有所有权，但是有使用权及产品的处置权。（有个关键问题是所有的盐户生产出来的盐必须交给政府经营。中国几千年来朝廷、国家、政府对盐的经营权一直没有放开）。盐户可以继承，只要你合法经营，照章纳税就可以长期经营。盐商雇用员工挖盐、晒盐，平时预支生活费，年底统一结算，并且是按技术水平来确定其收入水平。这已经构成了资本主义初期的生产关系。这时候一部分山西商人的资金就投入到盐的生产经营，所以可以说盐商即是早期的资本家，这也说明在中国大地上逐步形成了资本主义“萌牙”。在这种经营模式下“解盐”生产规模空前扩大，员工达两万多人。在当时已经超过了欧洲早期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水平。从明朝官办，盐工逃跑到个人承包生产，盐工踊跃投工来分析，这一深刻的历史性转变充分显示出新兴的生产关系适应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

（二）造就了一代理财人物

山西商人的资本无论是商业经营资本还是货币经营资本、一般都不是资本的实际所有者即商业资本家直接从事资本运营活动，而是由财东（资本的真正拥有者）出资若干委托自己可以信赖的，精明能干的人充当掌柜子（相当于现代总经理）从事某项经营活动。财东会将资金使用权，员工调配权，业务经营权交给掌柜子独立自主开展经营活动，按月结算，年底决算。并且掌柜子必须亲自向财东汇报经营成果，财东只关心两个问题：“一、一年下来盈利多少，二、年底钱庄里的实际存款是多少。”就是财东们的一句话：“不关心过程只关心结果。”如果财东满意来年继续聘用，财东不满意立马辞退。这种资本使用权与经营权分离即施行的经理负责制的模式，再加上改革创新的人身股激励机制极大地促进了经营管理者的积极性，且把员工的利益与商号的利益结合在一起激发了员工的积极性，这样一来高端人才层出不穷，大大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这在中国商业发展史上首屈一指！

（三）大力开展智力投入

开展商业人才培养教育，早在元代山西省运城市的盐池就设有盐商子弟学校，叫做“盐运司学”。清代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有有山西商人开办的子弟学校。驰名中外的旅蒙晋商祁县的史大进设立的“大盛魁”商号，在外蒙科伦多就设有企业内部的培训机构，从祁县、太谷、榆次招收十五、六岁的小伙计，骑骆驼从太原往北出杀虎口（归化城）过库伦到科伦多的培训机构学习蒙语、俄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以及商业贸易活动常识的培训，一般情况下半年一期就可以分配到各个分号跟随老员工实际学习业务知识。这种重视提高员工业务素质教育的作法，关键有一点是财东特别注重员工的品德修养，这里的办学宗旨是以德立身，以诚兴业。人常说做事先做人，人都做不好事就更做不好，待人处事要去除私心杂念，以诚待人，以商品物美价廉取胜。顾客就是你的衣食父母，服务周到就是你应尽的义务。这些理念的提出在现代来讲也是具有远见卓识的！

（四）、首创民间汇兑业务

山西商人在十八世纪二十年代首先开创了民间汇兑业务、转帐、资金结算中心（当时也有称钱庄），即类似于现代的中央银行。它早期是由票号（钱庄）开始经营，规模不断扩大逐步规范以后称为“同业公会”。它充分显示出山西商人的聪明才智和精明强干的创新精神。据相关资料显示山西商人是最早介入国际金融市场的。显示出山西商人敢于向新的领域开创的魄力，大胆心细、遇事冷静，这些都是对山西商人的真实写照！票号（钱庄）汇通天下的经营模式既方便了存款人，也方便了贷款人，这种一举两得的好事情一般人是想不到的。要想争钱最好的办法是钱滚钱就赚钱，换句话说以钱争钱就比以物赚钱来的快，“驴打滚”你说快不快？山西商人是在用别人的钱为自己赚钱。

学习和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出山西人的思想理念并不是封闭落后及因循守旧！明清以来山西人敢于远离家乡，开拓市场，创新发展并不比沿海一带的商人逊色。在商业这一行被人们奉为祖先的是出生于山西省临猗县——猗顿。尤其是对资本的经营山西商人曾经执商界“牛耳”近百年。这是不争的事实！在发展现代经济的今天，我们学习晋商这段曾经辉煌的历史，反思我省由开拓型走向封闭型之历史经验教训对于重振山西经济发展，建设美丽山西具有重大意义！

山西省不是没有产品，但是我们卖的都是初级产品，它的特点就是成本高而附加值低。所以煤是卖出去了但山西本地人没有富起来而“倒煤鬼”却富起来了，山西省的苹果型好味美但奇怪的是种树的人没富起来而倒贩苹果的人却富起来了。如此这般我们可以通过上述两个实例来冷静地分析一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笔者只能在这里提出问题，初衷是抛砖引玉供大家思考。

山西省的旅游资源丰富多彩，有占有全国总量72%的地上文物，有历史遥远的民间传说故事，（三皇五帝、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燧氏取火、炎尝百草、尧天舜日等等）有真实的历史人物遗迹。如何对我省的旅游资源进行科学梳理，精准定位，有序开发利用，生态发展。笔者认为是运用加减法，加：加惠政、加人才、加创新，减：减一态多表、减区域壁垒、减一品多牌目的在于形成合力！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旅游市场有取之不尽且用之不竭的资源优势和市场潜力，并且我们应该看到旅游行业本身具有投资少，见效快的客观优势。我们都在喊“转型转型”，难道这么好的资源这么好的产品不值得我们去开发利用吗？

笔者认为通过政府指导、相关企业投资运营，全省人民共同参与上下一心或者说齐心协力重振山西经济，重新展献山西商人昔日风采，充分利用山西现有的旅游资源，发挥山西商人的聪明才智，美好的市场前景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