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呈忠（上海大学历史系讲师）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变法也不是。
富弼
王安石不满意
在这一案件的处理过程中，极少官员敢出来说情。仅有新任命的监察御史里行刘挚上书称“听说亳州当地官员和相关人员，都被关押了起来，成为一场大狱，弄得人心惶惶”，请求尽快结案。但他并不敢为富弼开脱罪责，只是说：“亳州的地方官员比如主簿、县尉等都因不散青苗钱被指控有罪，这实际上是前宰相所为，难道这些人能够控制吗？”
刘挚被认为是这时期台谏中最敢说话的人，但也只能说到这个层次。因为亳州青苗案的案情十分清楚，关键在于皇帝对处置前宰相究竟有多大决心。
神宗将亳州青苗案视作改变政坛风气的一次契机，他对王安石说：“比如富弼这件事，以前哪里有调查指控，现在进行立案审查，这样的事情办多了，官员的态度慢慢就变过来了。”
王安石认为神宗的态度还不够强硬，他说：“以臣所见，似乎小人还是不肯洗心革面。臣愚以为陛下如果真的能够洞见群臣情伪，操利害以驭之，那么谁敢为非作歹？只要朝廷之人不敢为非作歹，那么士大夫的风气立即发生变化，哪里用担心纪纲不立呢？”
经过四个多月的审判，最终的判决结果是：富弼落使相，以左仆射判汝州（今河南汝州）；通判亳州唐諲，签判萧傅、徐公衮，支使石夷庚，永城等七县令佐等十八人皆冲替。冲替，即是罢免，必须马上离任。
富弼被罢使相之后依然很强硬，将赴汝州时上奏说：“我现在年纪大了，老眼昏花，既因为不称职被朝廷怪罪过，现在又当知州，必然会再次废格诏令。希望所有新法文书，臣一律不再签字，直接交付通判去执行就可以了。”他依然表示出不合作的态度，不久之后即告致仕。
到后来征收免役钱的时候，河南府知府李中师非常积极，率先诸州推行。富弼告老家居，李中师就按照富弼的户等，让他和富民一样出钱。富弼不仅不能再阻挠新法，还成了新法直接的法办对象。
亳州青苗诏狱是朝廷首次置狱处理地方上停止放贷青苗钱的问题，此前虽有类似的情况，但神宗往往不予深究。这一次不仅富弼遭贬，一州七县的官员全遭处分，是此前未曾有过的，彰显出朝廷力推青苗法的坚定决心。这和王安石的主张密切相关。
王安石曾劝谕神宗说：“朝廷上驱逐奸邪，和战场上斩杀贼寇，没有什么差别。贼寇众多而强悍，盘踞的时间越长，那么就越需要勇猛强劲、坚持不懈。讨伐的多了自然就服帖了，就是这么个道理。”在他看来，朝廷铲除对新法持异议者，就要和战场上杀敌一样，要打一场持久战，才能实现“变风俗、立法度”的目标。
大兴狱事正是王安石的除奸手段。早在仁宗嘉祐年间，王安石在“万言书”中阐述自己的变法主张时就曾说过要“加小罪以大刑”，“凡在左右通贵之人，皆顺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帅者（“不帅者”即不服从的人，和相貌无关），法之加必自此始。”
富弼说王安石“身心管、商”，确实是知人之论。商鞅立木以建信，刑太子之师以立威，此种精神让王安石非常感佩。他在《商鞅》一诗中写道：“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王安石的儿子王雱也经常称赞商鞅是“豪杰之士”。商鞅是王安石父子的精神偶像。
王安石对神宗说：“富弼虽然被责降，但还是过着富贵生活，这样怎么能够威慑奸臣？”又说：“处理富弼这件事，实在是没有将法治落到实处。鲧因为违命而被杀头，共工因为奸恶而遭流放，富弼兼此二罪，却只被罢去了使相的名头！”在他看来，富弼实在是罪大恶极，所受的惩罚实在是太轻。
有记载说王雱甚至曾放言：“在闹市之中砍掉韩琦、富弼的头，新法就推行下去了！”有人认为这是黑王雱的段子，王安石的儿子也是饱读诗书的儒雅之士，不至于放出这样的狠话。但倘若看一下王安石对富弼罚得太轻的强烈不满，就知道王雱说出这样的话并不奇怪。
熙宁三年，小官唐坰上书说：“青苗不行，宜斩大臣异议者一二人。”他由此深受神宗赏识，获赐进士出身，先后被任命为秘书省正字、崇文院校书。王安石也非常赏识他，把他提拔为御史。放出这样狠话的人能够迅速升官，由此可见当时的政治气氛。
进击的少年
老臣富弼失势了，年轻官员赵济志得意满。他先是被神宗赐绯章服，即红色官服与银鱼袋，本来按其品级只能穿绿色官服，这是皇帝的特别赏赐。没过多久，他又被拔擢为太子中允（朝官，正五品下）、权发遣同提点刑狱，成为威风八面的大宋提刑官。变法不到两年，他就实现了从“苦逼”到“酷毙”的华丽转身。
“权发遣”是王安石变法时期普遍推行的一种新制，主要是为了解决新提拔的官员资序太浅的问题，差遣之前加“权”意味着资序低一等，加“权发遣”意味着资序低两等，这样就可以扩大高级官员的选任范围，把资历不够的低级官员提拔到负责新法的关键岗位上，不次用人，唯才是举，让年轻有为、积极进取的官员在新法实践中脱颖而出。
王安石推行青苗法引发朝堂上的巨大争议，他把很多异议大臣都赶到地方，肃清了朝堂之上的反对势力，但在地方上又出现了各种反对力量。在地方上王安石所倚重的正是这批新上来的提举常平司官员，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让王安石失望，40余人中有一半后来长期担任各路的转运使、提点刑狱等，成为朝廷推行新法的中坚力量。
比如成都府路的首任提举官李元瑜表现得非常优秀。他本是彭州永昌县的知县，担任提举官之后非常尽职，熙宁三年就被提拔为权发遣同提点刑狱兼常平等事。当时成都府路的监司如转运使范纯仁、提点刑狱谢景初、转运判官李杲卿对于推行青苗法态度消极。李元瑜和他们针锋相对，并抓住机会，向朝廷控告他们宴饮过度，且有歌妓陪酒作乐，特别是谢景初和李杲卿，和歌妓行为不检。当时朝廷正着力整顿官员生活作风，神宗下诏置狱审理，谢景初和李杲卿都遭严办，范纯仁也被调离。
大概是因为推行新法过于劳累的缘故，熙宁四年六月李元瑜在任上去世，成了为新法而殒身的烈士。王安石非常惋惜，对神宗说：“李元瑜在成都，以一身对抗范纯仁、谢景初、李杲卿等人，范纯仁等都没能让他屈服，而他们的党与大多被李元瑜检举揭发，因阻挠新法罪受到处理。”以当时李元瑜的级别，按制度不应当推恩，神宗特令与一子推恩，又命令宦官护送其丧归乡安葬，还赏赐了绢300匹。
此外，陕西首任青苗使者苏涓弹劾永兴军安抚使司马光，也是新进少年试图倾摇老臣的典型事件。
刘挚后来弹劾赵济，他说赏罚是皇帝驾驭臣僚的手段，赵济窃取了皇帝的权柄，“舞公事以倾勋旧，起大狱以逐官吏”。这不过是刘挚一厢情愿的想法，赵济不过是皇帝的一枚棋子而已。
新法，是年轻官员的机会，能当棋子的机会，加官进爵的机会。正因为如此，那些刚刚被提拔上来的“新进少年”，比如赵济、李元瑜、苏涓，他们敢于攻击那些比自己资历高得多的元老重臣、地方大员，结果往往是一击而中，仕途荣显。如此一来，官场上的权力斗争明显加剧。
官场，变成了战场，为权力和理想而猎杀。少年登台，老臣让位，新进的大门敞开，勋旧的威权落地。王安石变法运动，首先是一场官场的更新运动，是官僚系统的大换血，少壮派的野心与荣耀让大宋帝国血脉贲张，亢奋不已。
这可能容易产生一种误解，就是把新旧党争简单地理解为元老大臣和少年新进之间的斗争。其实，反对新法的也有不少是年轻官员，比如苏轼、苏辙、刘挚等。就是那些积极参与新法的新党官员们，也会为邀功争宠而斗得不可开交。
对于所有官僚来说，新法是一场考验，有的人选择抓住机遇，有的人选择坚守理念。他们的个人选择背后的原因千差万别，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终极的原因，说到底就是个人选择而已。而变法是一场运动，是一种浪潮，被潮流所挟裹者必然是多数。
结语
北宋变法的时代，也是斗争的时代。亳州青苗大案是其中一个典型的案例。正是通过激烈的斗争，皇帝的威权提升，朝廷的政令畅通，新法的政策落地。从贵近下手，以刑罚立威，王安石效法商鞅，确实实现了“能令政必行”的目标。
不过，一旦官场变成了战场，想把斗争叫停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士风丕变，利益攸关，士大夫之间的和解便成了一种奢望。不止是神宗一朝，北宋最后六十余年一直笼罩在激烈的权力斗争之中，直至靖康之变王朝覆灭。
值得一提的是，“行法当自贵近始”的改革思路，到近代依然不乏效仿者。戊戌变法的时候，康有为受光绪帝召见，与荣禄相遇。荣禄问道：“固知法当变矣，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变乎？”康有为忿然回答说：“杀几个一二品的大员，法即变矣。”
校对：刘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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