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人物是在典型环境中孕育生成的。
典型环境可大致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这里首先要考察的是潘金莲生活的自然环境，或叫做地理背景。
其次，在此基础上考察一下该地域的文化与风俗，因为文化与风俗的历史遗传必然对该地域的人物发生着某种或隐或显的影响，乃至潜在的决定作用。
一、《金瓶梅》中的清河
《金瓶梅》中西门庆的家在清河县。但这清河县却并非是现在归属于河北省邢台地区的清河县。
《金瓶梅》中的清河与《水浒传》中的清河有相同之处，但又有不同。《水浒传》中的武大郎兄有限公司弟和潘金莲原籍是清河县，西门庆则是阳谷县人。
武大郎和潘金莲从清河县移居到阳谷县，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故事出在阳谷县。
《金瓶梅》中的西门庆、潘金莲是清河县人氏，武氏兄弟则是阳谷县人氏，后来迁居到清河县，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故事发生在清河县。
《水浒传》中将阳谷县与清河县说成是毗连之县，属东平府所辖。这已经有点令人费解，因为一则阳谷县与清河县相距二百余里，并非毗连；二则清河县从来就不曾属东平府所辖。
在历史上的行政区划中，宋代有两个清河县，北清河县属河北东路，南清河县为南宋咸淳九年（1273)置，治所在今江苏淮阴西南。
明代仍有两清河县，一在今河北省，属邢台地冈，明属广平府；一在今江苏淮阴地区，明属淮安府，早已废置。南清河与阳谷更是相去千里之远。
《水浒传》中的清河已是扑朔迷离，《金瓶梅》作者斯特又做了如上改动，这就更令人觉得幻中生幻，颇费猜想了。
况且，就《金瓶梅》中关于清河的具体描写来看，不仅规制远非历史上的两个清河县所可比拟，而且就书中关于清河与其他地方，比如东京、泰山、东昌等的位置关系来看，历史上压根儿就不存在这样的清河。
那么《金瓶梅》中的清河方位在哪里呢？作者是以哪里为模式来构思这个清河的呢？又为什么要这样构思呢？这是几百年来，人们一直在猜测、推断并争论不一的老大难问题。
北宋时期地理位置标注
为了弄清我们要研究的书中人物的活动空间，有必要先把几百年来人们对此问题的各种看法加以梳理。以往关于《金瓶梅》的地理环境或清河方位的看法大致如下：
（一）京师说
这里的京师，不是指宋代京都开封，而是指明代都城北京。
1、万历四十二年袁中道说：
旧时京师，有一西门千户，延一绍兴老儒于家。老儒无事，逐日记其家淫荡风月之事，以西门影其主人，以余影其诸姬。（袁中道《游居柿录》卷九）
2、万历四十四年谢肇淛说：
相传永陵（即嘉靖）中，有金吾戚里，凭怙奢汰, 淫纵无度，而其门客病之，采摭日逐行事，汇以成编，而托之西门庆也。（谢肇淛《金瓶梅跋》，见《小草斋文集》卷二十）
按:所谓“金吾戚里”，人们以为可能是指刘承禧父亲刘守有的中表和儿女姻亲梅国桢。
梅国桢（1542—1605)，字客业，号衡湘，湖北麻城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官至兵部右侍郎，总督宣大山西军务。袁中道《梅大中承传》说：
游金吾戚里，歌钟酒兕，非公不欢。……下至三河年少，五陵公子，走马章台，校射平原，酒后耳热，相与为裙簪之游，调笑青楼，酣歌酒肆。……后房姬侍繁多，亦无华饰，颇有夏侯妓衣之诮。……
公为孝廉时，时太冢宰王公为子觅礼经师。……王公明日往谒麻城刘大金吾守有，曰：“公邑有梅孝廉否？”刘公曰：“有之，不佞儿女姻也。”（袁中道《珂雪斋前集》）
3、吴晓玲先生说：
书（指《金瓶梅》）中出现的49个街道名称都是北京地名，全深圳都保留存至今。如兵部洼、兵马司、白塔寺等。据书中描写可判断西门庆家住现在东单附近。（1）
(二）江南说
台湾魏子云先生以为《金瓶梅》中的西门庆的生活习俗是南方的生活习俗，则西门庆家自然应在江南。详见其《从金瓶梅的问世演变推论作者是谁》。（2）
（三）南清河说
香港梅节先生说：
《金瓶梅》沿用北宋年号名色，刻画明季人情世态，书中的清河，当是运河沿岸一个城镇，生活场景较接近南清河（今苏北淮阴）。（梅节《全校本〈金瓶梅词话〉前言》）
(四）徐州说
一丁先生说：
那么，被作者当作清河和临清来写的究竟是什么地方呢？我们认为不是别处，正是一向有“五省通衢”之称的古彭城徐州。（3）
(五）徐州、扬州、淮安说
陈诏先生说：
综上所述，《金瓶梅》作者笔下的清河县，既不像河北清河县，也不像山东阳谷县，它给人的印象是：
1、它或许是一个省城，至少是一个府治的所在地；
2、它的地理位置不在山东，而在山东以南；
3、它靠近运河或淮河，是一个水陆交通要道；
4、它拥有众多人口，市面繁荣，是明代晚期的一个欣欣向荣的商业城市。
如果这些推测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我觉得下列城市不但符合上述条件，而且在《金瓶梅》中多次出现，叙述都非常正确，它们可能是《金瓶梅》中真正的创作地点和描写背景。扬州……徐州……淮安……（4）
(六）濮州、东平说
叶桂桐、阎增山曾以为《金瓶梅》中的外景有濮州城的影子，西门庆家中花园的规制近乎李先芳的花园规制。（5）
清河的地理位置则在山东今东平县一带，与阳谷县毗邻。
(七）临清说
临清籍学者王萤、王连州兄弟二人力主《金瓶梅》中的清河实为临清。
他们不仅考证出《金瓶梅》中的近百处地名为临清地名，而且其中相当多地名的方有限公司位与临清实有地名相符，《金瓶梅》中人物活动的若干线路也可找到佐证。
他们依据这些考证及临清史志地名、现存地名，比较详细地绘制了《金瓶梅》中的“清河”主要地名位置图（7）王萤《<金瓶梅>地理背景为今山东临清市考》、王连州《金瓶梅临清地名考》，叶桂桐主编<金瓶梅>作者之谜》。
王萤同志还以为《金瓶梅》的写作地点是在赵康王府中，西门庆家庭的建筑规制，生活习俗与当地赵康王府有关（见上文）。
十分明显，上述关于《金瓶梅》的清河的位置以及西门庆生活的地埋背景的各种说法都有一定的依据，因之也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成分。
但是意见却如此歧异，难道《金瓶梅》中清河的位置是写得不具体，不清楚吗？在作者构思小说时清河的地理位置是不确定的吗？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我们对《金瓶梅》中的几乎所有地名，都进行了一番认真的考察，结果发现：
①《金瓶梅》的清河的方位是很明确的；
②与《水浒传》相较，《金瓶梅》在写到各地名之间的距离时，计算是相当精确的；
③《金瓶梅》中的地理描写，表面上看来错误舛乱，似乎矛盾百出，实际上却并不如此，舛乱的原因不是作者失误，而是我们没有把握其内在规律。下面，我们就来具体地予以叙述。
《李先芳与<金瓶梅>》
要考察《金瓶梅》中的清河的方位，首先要找出其坐标，其次要考察它的各个参照物，这些参照物与坐标构成了一个系统。
《金瓶梅》中清河的方位的坐标是以黄河和运河构成的。我们可以把东西向的黄河视为x轴，把南北向大运河视为Y轴，先看清河与X轴之间的关系。
作为X轴的黄河，由北宋末年至明中叶，曾多次改道，《金瓶梅》中的黄河的走向大致相当于谭其骧先生主编之《中国历史地图册》中明代部分的82—83河南一图中的位置。
《金瓶梅词话》中的清河在黄河以南，这有第九十一回的一段话为证：
玉楼道：“你衙内有儿女没有？原籍那里人氏？诚恐一时任满，千山万水带去，奴亲都在此处，莫不也要同他去？”
陶妈妈道：“俺衙内老爹身边，儿花女花没有，好不单径。原籍是咱北京真定府枣强县人氏，过了黄河不上六七百里。”
那么清河在黄河以南多远呢？大约六七十里，绝对不到百里。这有第七十二回西门庆自己从东京回来时的一段话为证：
有日后晌午时分，西门庆来到清河县。分付贲四、王经跟行李先往家去，他便送何千户到衙门中，看着收拾打扫公廨干净，住下。他便骑马来家，进入后厅，吴月娘接着，拂去尘土，舀水净面毕，就令丫鬟院子内放桌儿，满炉焚香，对天地位下告许愿心。月娘便问：“你为什么许愿心？”西门庆道：“昨日十一月二十三日，刚过黃河，行到沂水县八角镇上，遭遇大风，那风那等凶恶，沙石迷目，通不放前进。天色又晚，百里不见人，众人多慌了。况垛又多，诚恐钻出个贼怎了？前行投到古寺中……”
十一月二十四日，西门庆是天大亮以后才又上路的。第七十一回说：
西门庆与何千户入寺中投宿……过得一宿。次日风止，天气始晴，与了老和尚一两银子相谢，作辞起身，往山东来……
西门庆一行人，“装驮垛又多”，而且是与带着眷属的何千户以及西门庆的伙计贲四、王经一起走的，又只走了半天多一点儿（日后晌时到清河），
所以那路程可以推算出来，大约不会超过六七十里，绝对不会超过百里，而这正是清河距X 轴黄河的距离（“沂水县公用镇”为“水关八角镇”之误刻)。
再看清河与Y轴京杭大运河之间的关系。毫无疑问，清河在距离大运河不远的地方，或者说基本上是在运河岸边。
这在书中有过多次描写，不待细说。那么清河又在大运河的哪一段呢？
第一，清河不在徐州南，而在徐州以北。
因为书中第四十七回写苗员外是由扬州沿运河北行，往东京（实即北京）而去。
他在徐州洪被害，尸体向北漂流，尽管作者可能忽视了运河水流在山东南旺镇南北分流这一细节（这并非是作者的无知，这可能与作者的这段故事源于公案小说《港口渔翁》有关，在此不多涉），但按作者的意图来看，尸体的漂流时间当不少于十天（不管事实上有无可能）。这从作者所叙苗员外的行期中可作大致推算。
苗员外“起行正值秋末冬初之时，从扬州马头上船，行了数日，到徐州洪”（第四十七回）。尸体是在“去年冬十月中”被发现。
北方（山东在内）以古历十月初一算作冬天正式开始，这一天是北方的大节。
从十月初到十月中，除去由扬州到徐州洪的“数口”，约计十天左右。这案件由东平府差遣阳谷县丞狄斯彬处理，可见苗员外的尸体是已漂深圳流到阳谷县境内。作者既已将清河属东平府所辖，又与阳谷毗邻，设若清河在阳谷以南，则清河的位置必在由徐州到阳谷县之间的运河岸边。设若清河在阳谷以北，那么清河在阳谷以北的运河岸边。
关于清河的方位是在运河东岸还是两岸，作者没有明确的交代。这就难以断定清河在坐标中应属第三象限，还是应属第四象限。
但因清河既距运河不远，则可视其大致在Y轴运河上。那么在坐标中，清河的位置就非常明确了，即在黄河与运河相交处以南的六七十里路远的地方。
万历本
清河在坐标中的方位既已明货运代理确，那么我们再来看看清河与其参照物如京师、泰山、临清、阳谷、东昌、兖州、枣强之间的关系，看其是否准确。
1、京师（东京）
《金瓶梅》中的东京，从其规制与街道的描写方面来看，是兼具北宋的开封和明代北京的特点。
有人以为是仅以北京为依据，这是不确的（这里不去细说）。但就其方位而言，则主要指明代的北京，有时也指过开封，比如在东京与怀庆府的关系中就是。
而在东京与清河的位置关系中，则主要指北京。在《金瓶梅》中清河到东京的距离要走半个月，按每日35至40公里计，大约是600公里。
2、泰山
《金瓶梅词话》中的清河在泰山的正西边，而不是西北边，也不是西南边。
第九十八回：
“陈经济临清开大店，登楼远眺：“四望云山叠叠国际，上下天水相连。正东看，隐隐青螺堆岱岳；正西瞧，茫茫苍雾锁皇都（按：此显然指东京为开封）；正北观，层层甲第起朱楼；正南望，浩浩长淮如素练。”
此段文字亦可证作者心目中之清河，在黄河以南，且在淮河以北，因南望不见黄河，而只见长淮。
有人据南望“浩浩长淮如素练”，因此以为清河必距淮河不远，此言谬矣。不要忘了这是远眺，而且实在是想象之词，所见之物除楼房外，均为目力所难达者，如泰山和皇都。
3、临清
《金瓶梅词话》中的清河在临清以北，因为凡沿运河南来的船总是先要经过临清钞关。清河距临清35公里。第九十三回，王杏庵对陈经济说道：
“此去离城不远，临清马头上，有座晏公庙。那里鱼米之乡，舟船辐辏之地，钱粮极广，清幽潇洒。届主任道士，与老拙相交极厚，他手下也有两三个徒弟徒孙。我备份礼物，把你送与他做个徒弟。”
……他便乘马，雇了一匹驴儿与经济骑着，安童、喜童跟随，两个人抬了盒担，出城门，径往临清马头晏公庙来。止七十里，一日路程，比及到晏公庙来，天色已晚……王老到于马头上，过了广济闸大桥，见无数舟船停泊在河下。来到晏公庙前，下马，进入庙来。
据《临清州志•河渠》载：临清“桥四：曰广济、弘济、永济、通济。广济在卫河中，明兵备副使陈壁创”。
又，《临清州志庙祀》载：“晏公庙在会通河西，传闻有崔道士者在此升仙。”
据王萤同志考证，《金瓶梅同话》此回写王杏庵带领陈经香港济去临清晏公庙，不仅路线与实际相符，且所述的地名之位置与当时的地理位置相合（王萤《金瓶梅地理背景为今山东临清市考》，见叶桂桐主编《金瓶梅作者之谜》，宁夏人民出版社）
这就存在一个临清本身的方位问题。如同把清河南移一样，临清也同时在坐标上南移，但清河与临清之间的相对位置没变，
这种位移我们在后边谈清河与东昌府的关系时还要谈到，而这正是理解《金瓶梅》中清河方位以及作者究以何地为创作背景的关键之所在。
4、东骏骑平府
《金瓶梅》中既明言清河属东平府所辖，因此关于东平之历史沿革，不斯特能不予以涉及。
《嘉庆一统志》卷一百七十九《泰安府》载：
东国际平州：春秋时，鲁附庸须句国，战国属齐，秦薛郡地，汉初属梁国。甘露二年，为东平国，治无盐。后汉因之。晋移治须昌,宋改为东平郡，后魏因之。
北齐郡废县徙，隋初复置须昌县，属东平郡。唐初属郓州。贞观八年，移州来治。
天宝初，改曰东平郡；宋曰东平府，属京东西路，金属山东西路，元改为东平路，明降为州，省须城县入，属兖州府。本朝雍正十三年，改属泰安府。
可见，东平府是赵宋称谓，明初也曾一度用过，但很快就降为东平州了，至《金瓶梅》创作时代，早已经降为州了。
《嘉庆重修一统志》
明代东平州州治在今山东省东平县境内，去今县城不远。
《金瓶梅词话》不仅明言清河属东平府所辖，而且对清河到东平府治的距离也交代得比较清楚。第四十二回说：
(西门庆）因叫过李铭、吴惠来，每人赏了一大巨杯酒与他吃。分付：“我且不与你唱钱。你两个到十六日，早来答应。还是应二爹三个，并众伙计当家儿，晚夕在门首吃酒。”
李铭跪下道：“小的告禀爹：十六日和吴惠、左顺、郑奉三个，多往东平府，新升的胡爷那里到任，官身去，只到后晌才得来。”
西门庆道：“左右俺每晚夕才吃酒哩，你只休误了就是了。”二人道：“小的并不敢误。”
李铭等人十六日早晨出发到东平府侍候，后晌就能回到清河县，可见清河距东平府不远。
第七十六回写道：
到次日，腊月初一日，（西门庆）早往衙门中去，同何千户发牌开厅画卯，发放公文。一早辰才来家，又打点礼物猪酒，并三十两银子，差玳安往东平府胡府尹去。
胡府尹收下礼物，即时讨过劄付来。西门庆在家，请了阴阳徐先生，厅上摆设猪羊酒果，烧纸还愿心毕，打发徐先生去了。因见玳安到了，看了回帖，已封过劄付来，上面用 着许多印信，填写乔洪本府义官名目。
玳安一日内除了办事，尚可从清河到东平府走个来回。
第65回写西门庆等大小官员迎接黄太尉，写道：
黄太尉大红五彩双挂绣蟒，坐八抬大簇银顶暖轿，张打茶褐伞，后边名下执事人役跟随无教，皆骏骑咆哮，如万花之灿锦，随路鼓吹而行，黃土垫道，鸡犬不闻，樵采遁迹。
人马过东平府，进清河县，县官黑压压跪于道旁迎接，左右喝叱起去。随路传报，直到西门庆家中大门首。
这样大队人马，八抬大轿，又随路鼓吹而行，当然走不快，但用不上半天即可过东平府，进清河县，可见距离不远。
由上述材料我们已不难推知，清河县城离东平府府治距离甚近，大概至多也不过几十公里。
5、阳谷县
阳谷县从宋代至明代，一直属东平府所辖，宋属东平府，明属东平州，《金瓶梅》中多次出现东平府“一府两县”即阳谷、清河，二县毗邻。
阳谷县旧址在今山东省平阴县之东阿镇，在东平县县北，仅25公里许。东平又距清河不甚远，说阳谷县与清河毗邻，前后并不相悖。
又东平府附近虽无清河县，但东平府即处大清河上，《水浒传》之阳谷、清河毗邻之说虽属子虚，但亦不无所据。《金瓶梅》因袭之，亦不谓空谷来风。
6、东昌府
明代东昌府府治在今山东省聊城市。
《金瓶梅词话》中的清河（包括临清在内）在东昌府的南边，所有从京城去南方而经过清河的，必先过东昌府。
第三十五回：
夏提刑道：“昨日所言接大巡的事，今日学生差人打听，姓曾，乙未进士，牌已行到东昌地方。
他列位每都明日起身远接。你我虽是武贸易公司官，系领敕衙门，提点刑彼，比军卫有司不同。咱后日起身，离城十里寻个去所，预备一顿饭，那里接见罢。”
第四十九回迎接蔡御史：
留下来保，家中定下果品，预备大桌面酒席，打听蔡御史舡到。一日，来保打听得他与巡按宋御史舡，一同京中起身，都行至东昌府地方，使人先来家通报。这里西门庆就会夏提刑起身。
知府州县及各卫有司官员，又早预备衹应人马，铁桶相似。来保从东昌府舡上，就先见了蔡御史，送了下程。然后西门庆与夏提刑出郊五十里迎接，到新河口，地名百家村，先到蔡御史舡上拜见了，备言邀请宋公之事。
第六十五回写迎接六黄太尉：
早辰，西门庆正陪应伯爵坐的，忽报宋御史老爹差人来送贺黄太尉一桌金银酒器……传报太尉船只已到东昌地方，烦老爹这里早先预备酒席，准在十八日迎请。
第一百回写金兵南侵：
却说大金人马抢过东昌府来，看看到清河县地界。只见官吏逃亡华，城门昼闭，人民逃窜，父子流亡。
总之，《金瓶梅词话》中凡从北至南经过清河者，必先到东昌，再到清河。
而凡由南而北者，无论旱路，还是水运，凡到清河，则先到临清，而不过东昌，如第四十八回写苗员外之家仆苗青作案后亦先到临清，后到清河；
第五十八回韩道国到杭州置缎匹，以及第八十一回西门庆死后韩道国从南方回来拐财远遁，亦无不先到临清钞关，后到清河。
可见在作者心目中，清河设置在东昌府以南无疑。
《东昌府》
那么清河在东昌府以南多远呢？
由上引第四十九回迎接蔡御史“西门庆与夏提刑出郊五十里迎到新河口，地名百家村”一句可知，东昌与清河必相距五十里以外。
而这一天来保先在东昌得知蔡御史船到，使人来家通报之后，西门庆与夏提刑方出郊五十里迎接，则东昌与清河又不货运代理会太远。
由通报而出迎来推算，东昌与清河约在75公里左右，而这正是东昌到东平的实际距离。
7、兖州府
《金瓶梅词话》第七十八回写道：
西门庆道：“你明日就同小价往兖州府走遭。”李三道：“不打紧，等我去，来回破五六日罢了广。”
第七十九回写道：
却说来爵、春鸿同李三，一日到兖州察院，投下了书札。……随即差快手拿牌，赶回东平府批文来，封回与春鸿书中，又与了一两路费，方取路回清河县。往返十日光景。
《金瓶梅》中一般情况下一人一天路程，是按35公里上下计算，这一点不仅在第九十二回中明确地叙述过“止七十哨，一日路程”，而且其中西门庆去东京，以及别人的活动，基本上都以此速度计算的。
这样李三等除去办事所用时间外，大约往返清河与兖州府的时间为四五天，即走140至175公里左右，清河到兖州府之距离即为140至180公里左右，上面已经论述过，《金瓶梅》中的清河距离东平府府治不远，而东平府到兖州府的距离则史志有明确的记载。
《明史•地理志二》说：
东平州，太祖吴元年为府。七年十一月降为州，属济宁府，以州治须城县省，十八年改属（兖州府）。东南距府为五十里。
这与我们上面的推算若合符节。
8、枣强县
上面我已述及《金瓶梅》中清河到枣强县的距离是“过了黄河，不下八七百里”，学术界不少同志以为这是《金瓶梅》作者地理讹误的最明显的例证，被当作笑柄传说。
其实作者既然把清河放置在东平附近，那么从东平算起，到河北枣强县的距离，刚好是六七百里，作者之计算半点不错。
现在我们再回头来看看《金瓶梅》中的黄河的位置及与作者所说黄河与清河之关系，就比较清楚了。
《明史河渠一》说：“黄河，自唐以前，皆北入海。宋熙宁中，始分趋东南，一合泗人淮，一合济人海。”
明代黄河或南入海，或北入海，来回滚动。而东平正在其由北道入海河道之南，北距黄河刚好不到百里，清河既距东平甚近，其在黄河以南，且距黄河不上百里，由此知作者计算之精确。
要之，《金瓶梅》中之清河在今山东省东平县附近。
《明史》
二“破落”与“暴发”：《金瓶梅》地理背景的特点
《金瓶梅》作者将远在河北省的清河移到山东省的东平一带，表面上看来，这是俯就《水浒传》中的清河与阳谷毗邻，二县同属东平府所辖。
实际上却远远不止如此，作者这样做实有深意存焉。
这深意之一就是要写出《金瓶梅》中的主人翁之一“破落户”出身的“暴发户”西门庆生活的地理背景的特点：破落与暴发。
何以见得？首先从《金瓶梅》对《水浒传》的改动谈起。
上面我们已经说过，《水浒传》中潘金莲和西门庆的故事发生在阳谷县，而《金瓶梅》则将其改写为清河县。
这样一来，西门庆、潘金莲，乃至武氏兄弟的籍贯，便不得不随之更改。而武松在《水浒传》中是在阳谷县的景阳岗打虎，《金瓶梅》却不得不将景阳岗阳谷县属改为清河县辖。
作者既在整体构架上借用《水浒传》中这一段故事，很多文字抄录不改，为什么单单要做这样的故事发生地的改变呢？如无深意何必要费这种周折呢？
长时间以来，《金瓶梅》研究者对此感到惶惑，或对作者的用意进行种种解释与猜测,但迄今难有定论。
我以为要探究《金瓶梅》作者做上述改动的用意，要联系作者在地理方面的其他改动才容易看得清楚。
《金瓶梅》作者在地理方面对《水浒传》的其他改动中，最为重要的地方贸易公司之一就是清河与临清的关系。
《水浒传》中的清河县与临清无涉，而《金瓶梅》中的清河与临清之关系，实在是太惹人注目了。
如上所述，临清也被作者随清河移到了东昌府以南，而就作者所描写的临清与清河之关系来看，华清河简直成了临清的附庸，人们南来也好，北去也好，做官也好，经商也罢，虽去清河，但却始终离不开临清。
而到后20回，作者干脆把很多事件直接安排在临清。不仅如此，作者有时甚至疏漏到临清、清河不分。
如谢家酒楼，洒家店，原说在临清码头，孙雪娥也被卖到洒家店为娼的，但第九十四回本来设在清河的守备府的张胜往河下买酒曲，并未交代去临清，却平白地碰上了洒家店的孙雪娥。
同回中的陈经济明明在临清晏公庙当道士，是王杏庵亲送来的，走了一日路程，但在谢家酒楼宿娼被人捉住，并未交代去清河，却被押到守备府来，“清晨在府前侍候”这一日路程之隔也不知到哪里去了。
《金瓶梅》叙事向以写实著称，这些疏漏实在太不相称。而如上所述，《金瓶梅》中写到的地名，竟然有近百处为临清地名，且其中人物活动的重要路线迄今按图考之，居然与临清相合。
这个事实太惹人注意了。而且，就《金瓶梅》中所描写的清河之规制，场面之博大，也远非清河（包括南清河在内）所可比拟的，而临清则无不当之。
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清河与骏骑临清之关系是二而一或一而二之关系，有理由怀疑作者在构思此书时是以临清为背景，当然不排除作者将北京、开封以及其他作者所熟悉的地方的特点融于其中，但主要以临清为背景，则是可信的。
明史专家吴晗先生在论述《金瓶梅》的“社会背香港景”时，只列举了他以为比较典型的能够说明当时“商业发展情况和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生活”的《金瓶梅》时代的社会背景为例子，这就是《博平县志》和《郓城县志》中的两段文字。
博平县今罢治，归山东省茌平县，南距聊城20公里，属聊城市所辖，西北距临清30公里，郓城与鄄城相毗邻，明代鄄城属濮州，受辖于东昌府。濮州现属河南省。
这一带正是冀鲁豫交界处。各县之归属，时归河南，时归山东，而临清在新中国成立后还曾归属过河北省。
这一带，特别是东昌、临清，在明代尤其到嘉、隆、万时期，也是“暴发户”。
这里当初是赵、齐之故地，亦为大同，多王者之城，帝王之墟，可谓世家。但后来破落了，衰败了，到明初已经破落衰败到“肖时土著少，诏徙旁郡民填实之”。
破落衰败的主要原因，除政治因素外，主要是战争与水灾。但这一带在明代却又“暴发”了起来，对于其“暴发”的原因以及“暴发”情况，我们下一章还要详叙，这里不赘。
正是如此，《金瓶梅》作者把西门庆这样一个破落户出身的暴发户，安置在一个同样破落又暴发的临清一带这样的典型环境之中。
《博平县志》
三、黄河文化与运河文化的交汇—《金瓶梅》的文化背景
《金瓶梅》作者对《水浒传》故事发生地的另一重要改动是强调清河在黄河以南，距黄河不远，更强调清河在运河的岸边或距运河很近的地方。
西门庆的经商也好，社交活动也好, 乃至举凡家中的吃穿日用都与运河有着密切关系。这种强调与改动，不能不使人思考作者这样做的用意所在。
我以为作者是将《金瓶梅》人物活动的文化背景置放在中国黄河文化与运河文化交汇的大背景之上。
记得金开诚先生在一篇短文中将长城说成是中国封闭文化的象征，而将运河说成是开放文化的象征。
我以为黄河与运河可以作为中国历史上两种重要的基本文化——农业文化与商业文化的象征。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用它冲积而成的平原为中华民族的早期居民们准备r生产基地，用它的乳汁浇灌着大地和中华民族的儿女。向以勤劳俭朴著称的中华民的先民们用自己的辛勤劳作在黄河流域创造了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
马克思在论述到中国的社会组织形式和政治生活时曾说到它们与治理黄河之间的内在关系。黄河是中国农业文化的代表或象征。
大运河的开凿始于隋代，历来人们对于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目的与功过，就有着不同的评论。但不管怎样，大运河开凿后的直接结果是促进了中国南北文化的交流。
中华民族的古代文化“场”或文化“圈”，不止一个，中华民族的文化是由多元的文化“场”或文化“圈”相互影响交汇时成的。
黄河流域形成的中原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上是比较先进的文化。六朝时期，晋室南徙使中原文化在南方得以发展。
宋代京都迁杭，使中原文化再次向南方扩展。由于南方的自然条件的优越，而且相对于北方的战乱频仍则比较安定，这就为南方的经济文化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并使之超过了北方。
大运河则对南北文化之交流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明代以来，伴随着海禁的相对开放，东南沿海带的文化更有了长足的发展。
而大运河则把这较进步的文化流叫北方。这种文化的特质主要是商业文化。因此，我以为将大运河作为中国中世纪后期商业文化的象征与事实并不相悖。
商业文化是在农收文化的基础上首先发展起来的。黄河有时直接与运河合流，有时用它的黄水为运河提供水源，有时用它存积起来的淤水作为运河的航路，它是运河的母亲。
但黄河这奔腾不息难以控制的野马脾气过于暴躁，时常发怒，无情地冲击齡毁着运河，使运河的命运立即受到它的影响，时断时续，时枯时荣，发展起来那样的曲折艰难。
这又多么像中国的农业文化与商业文化之间的关系啊！
《金瓶梅》作者将自己故事中的人物安置在黄河文化与运河文化交汇撞击的大背景之下，比较着重叙述的是商业文化。
关于《金瓶梅》中这种文化背景的历史渊源关系，我将在下一章加以叙述。
《<金瓶梅>版本研究枢要》
注释：
（1）吴晓玲《金瓶梅作者新考》，转引自朱一玄编《金瓶梅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
（2）魏子云《从金瓶梅的问世演变推论作者是谁》，胡文彬编《金瓶梅的世界》，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年。
（3）一丁《金瓶梅词话的地理观念与徐州》，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3期.。
（4）陈诏《金瓶梅故事地点考》，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3期。
（5）叶桂桐、阎增山著《李先芳与〈金瓶梅〉》,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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