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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8日，是王安石诞辰一千年的日子。本文试图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呈现一个宰相之外更加真实的王安石。从他关于乡情、亲情和友情的人生底色中，来寻找他性格养成的人生源头

王安石画像

《临川先生文集》 宋刻元明递修本 国家图书馆藏

《王安石变法》油画 国家博物馆藏

《警世通言》“王安石三难苏学士”插画

宋神宗画像

当然，随着轰轰烈烈的变法大幕拉开，改革摧枯拉朽般进行后，曾巩、韩维与王安石因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渐行渐远，甚至还因此而屡遭外放，但丝毫不影响他们作为高尚的人、正直的人的私德，以及他们的私人友谊。

熙宁九年（1076年）十月二十三，第二次罢相的王安石以使相判江宁府，回到他钟爱的南京，度过生命最后的10年时光。致仕后的王安石成了钟山脚下一个普普通通平易近人的居士，他在这里散步、喝茶、访友、聊天、看山、看水、发呆、养神，过着普通而寻常的老年生活，有时是在老仆陪同下骑着毛驴随性游玩，有时是自己一个人到田野农家、钟山古道小憩，有时是幅巾杖履夜宿佛寺，与僧人道友谈禅论佛，有时是独坐书房著书立说，二十四卷本《学说》就是退休后修订完成的。

至于因变法而结怨的友人和同僚，则是尽可能修复关系，表现在与苏东坡和吕惠聊的关系上尤为明显。王安石和苏东坡都是北宋等量齐观的文学家，但因为对变法的认知不同，两人吵吵闹闹了一辈子，最后却有了比邻而居的想法。“乌台诗案”中，朝廷中众多官员唯恐避之而不及时，已经罢相的王安石闻听后却驰书相救，言之铿铿力劝神宗皇帝：“岂有圣世而杀仕子乎！”后来苏东坡结束近五年的黄州贬谪生活，绕道来看王安石，穿着便装的苏东坡来不及冠带整齐，骑着毛驴的王安石已经等在他的舟船外，苏东坡慌忙出船辑礼：“轼敢以野服拜见大丞相？”王安石则拱手笑道：“礼节岂是为我辈而设？”两个高人之间不仅摒弃前嫌，还一起游山玩水、诗酒唱和、抵足谈心一个多月。对于王安石变法最为依靠的股肱大臣、后来官至副宰相后与他反目成仇、断交长达八年之久的吕惠聊，在生命的最后三四年时光，两人不仅恢复了通信往来，勾销了往日恩怨，还相互赠送本地的土特产。元丰五年（1082年）八月，面对吕惠聊寄来的海产品，王安石回赠了两笼新出的板栗。后来得知吕惠聊以大学士身份知太原府，王安石在回信中，不仅说了自己年岁已高，虽无大病但身体已经走向衰败的近况，还关切地询问吕：“闻有太原新除，不知果成行否？想遂治装而西也。”信中还对两人在有生之年的相聚充满了期盼：“犹冀未死间，或得晤语，以究所怀。”

“老年少欢豫，况复病在床。汲水置新花，取慰此流光。流光只须臾，我亦岂久长。新花与故吾，已矣两相忘。”这是王安石生前在病榻前留下的最后一首诗篇。由此可见，抛开政治家身份的王安石并不是冷血无情、不食人间烟火的刻板官僚，而是一个如此普通，如此真实，如此鲜活的个体。他对于故乡的眷恋，对于亲情的看重，对于友人的牵挂，和我们普通人毫无二致。“不可以一时之誉，断其为君子；不可以一时之谤，断其为小人”，《警世通言》的这句话，既可用于为王安石定其罪，也可为王安石正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