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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先澄


春节源于古人的祭祀礼仪。腊月的“腊”字,本意是祭礼。古人在年末的农闲之月,去野外猎取野兽,用于祭祀神灵,以祈求来年五谷丰登、平安吉祥。《礼传》:“腊者,猎也,言田猎取禽兽,以祭祀其祖也。”可见,古代“猎”与“腊”相通。于是由打猎用于祭祀被称之为“腊祭”,腊祭之月被称为“腊月”。先秦的腊祭日在冬至后第三个戌日,南北朝以后逐渐固定在腊月初八,称为“腊日”。有专家说,这就是“腊八节”的起源。


而道教在一年中设定五个腊日,《云笈七签》卷三七中说:“正月一日名天腊,五月五日名地腊,七月七日名道德腊,十月一日名民岁腊,十二月节日名侯王腊”。此五腊日并宜修斋祭祀先祖。这正月初一的“天腊”日,便是最重要的大祭。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已有的岁首祭祀。《尚书•舜典》中说:正月元日帝舜到太庙中祭祀帝尧,和四方君长共议国政,并大开明堂四门,向百姓颁布政令。


腊祭和岁首祭祀时间接近,尾首相连,所以落下闳创制的《太初历》恒定正月初一为岁首后,汉代已并称这两祭为“正腊”。当时岁首的主要活动是祭祀。再以后,亲族分享祭品的群体欢宴,演变为团年;祭祀仪式及歌舞,演变为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官方主持的祭典演变为全民的节日。《东观汉记·张酺传》:“适会正腊,公卿罢朝,俱贺岁。”“正腊”之祭逐渐演变为包括年前和岁后,为期近一个月的“过年”,即今天广义的春节。




图为清末天坛祈年殿,为明清皇帝祭祀天地之地。


明清两代,岁首前后的祭祀成为国家重要的祭礼。中国古代宇宙观中最基本的三要素就是天、地、人,祭天、祭地、祭祖宗是祭祀的主要礼仪。本文主要简述围绕农耕的祭祀。


祭天,是国家的第一大礼,也是王室的特权,所以,祭天已成为一种必备的政治仪式,历代帝王不论是谁,都不敢忘记祭祀上天。明代永乐年间在北京的南郊专门建起了祭天的天坛,有规范的礼仪。


祭地与祭天是同时进行的,皇帝要亲自主持郊祀大地。祭地之前3天,皇帝提前斋戒,致祭当天,祭坛各方位摆放各方神位,然后根据礼官的要求进行迎神燔柴、玉帛、进俎、行献礼、望燎、献牺牲和王帛等程序。


祭地不是皇室特权,百姓可以祭地。腊祭中祭地的对象包括与农耕有关的各种神灵,甚至包括督促农耕的田畯之神、扑食伤害庄稼的田鼠、野猪的猫神、虎神,还包括堤防之神和水沟之神。除了地神,人们还要察拜的比较重要的地界神灵有社神和稷神。祭祀土地神的地方称作社,祭祀谷物神的地方叫做稷。社是土地的象征,社与五谷之长的稷相连,称为“社稷”,表示整个农业,关系到王朝兴衰,所以“社稷”成了国家政权的代名词。


作为王朝的重要的祭祀对象,明代在北京专建社稷坛(在今中山公园)作为皇家祭祀社稷的场所,清代相沿。腊祭之后,明清时在春耕之前的每年仲春亥日,皇帝更要率百官到先农坛祭祀先农神并亲耕,称为“藉田礼”。在先农神坛祭拜过先农神后,在俱服殿更换亲耕礼服,随后到亲耕田举行亲耕礼。亲耕礼毕后,在观耕台观看王公大臣耕作。




图为皇帝在先农坛祭祀


按明清礼制,地方官跟皇帝一样要主持地方的腊祭。据清咸丰《阆中县志》和民国三十七年《阆中县志》载,阆中也建有社稷壇,“在城東門外東坛井街。封土為壇,高三尺四寸,方各三丈五尺。”坛中祭祀五土之神:按方位命名为东方青土,南方红土,西方白土,北方黑土,中央黄土。


五种颜色的土覆于坛面,称五色士,实际象征国土。五稷之神乃五土之神中特指原隰之祗,即能生长五谷的土地神祗,为农业之神。府县社稷坛比京城的小,土色亦示意而已。据明嘉靖《保宁府志》载,较早的阆中社稷坛“在府城西一里。洪武十三年(1380),通判王弘立,墻垣、廚庫、齋室俱備。成化二年(1466),知府李直重脩。


”到清代,社稷坛改建在城东门之外,故又称东坛。每年腊祭时,由驻阆中的川北道台主持,率保宁府、阆中县各级官员和民众代表,隆重祭祀社神稷神,祈国泰民安,五谷丰登。民國初,停止祭祀,變賣公產。东坛連同旁边房舍、隙地,售於民間,拆毀改作園圃。原社稷坛供奉的“五土、五穀”木主(牌位),移到龍王祠附祀。东坛旁有一口旺水古井,至今犹存,在人民医院北面后门侧。东坛早毁,而今仍有“东台井街”名。


阆中也有先農坛。先农即神农,远古称帝社、王社,汉代始有先农之称。魏时,先农与风伯、雨师、灵星、社、稷共为“国六神”之一。历代祭天地时也祭先农,以前祭坛称藉田坛,唐武则天垂拱年(685—688)后改为先农坛,从此祭祀先农定为一种礼制,每年开春皇帝在先农坛亲领文武百官行藉田礼之时,地方官员也要在各地先农坛主持祭祀。阆中清代先农坛在城東北東岳殿左(今张飞北路师范校对门一片),民国时改作園圃。




晚清四川官员参加农村春耕祭祀


祭社稷神、先农神后,还要到八蜡坛祭祀各方农神。明嘉靖间,川北道刘天明在锦屏山建八蜡庙,庙中设八蜡坛。


阆中进士、官至礼部郎中的沈繼美作《八蜡坛記》云:“祀八蜡以記四方曰:先嗇(先农)、司嗇(社稷)、农(农神)、邮表畷(田间路标)、猫虎(扑食田鼠野猪)、坊(门坊)、水庸(沟渠)、昆虫也。其义曰: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无作,邮表畷草木归泽。”意思是,在八腊庙祭祀与保障农耕、免除灾害相关的各种神灵。(《嘉靖保宁府志·艺文志·纪》)


锦屏山的八蜡庙毁坏后,清代在.古城北門外碧玉樓北面建八蜡坛,改庙祭为坛祭。除祭八腊诸神外,还要到北門外普賢寺右的“厉坛”祭祀无祀的鬼神。上世纪三十年代阆中建飞机场时,八蜡坛、厉坛均被拆毁。


阆中自古是丝绸之乡,春节期间祭祀蚕神更是必不可少。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川北道僉事楊瞻在锦屏山尊道阁东面創立先蠶祠,祭祀蚕丝神。进士、翰林院检讨王元正(字玉壘)有詩描绘祭祀情况,写了巴人养蚕缫丝的艰辛,以祝辞期望蚕祖保佑丰收。诗云:


五日游錦屏,云師掀雨脚。飄泊朱蚕祠,飞檐濕丹雘。下舆行泥中,老僧挾双屩。


入门重烟开,再拜繁陰落。嗟乎尔蚕祖,巴人勤夏竭。血飲絲缕功,民生资匪薄。


□身且方腹,龙騰更虎跃。黃白气化分,五色滿曲箔。深夜鳴繅车,清昼动机箩。


入市得价还,林林咨欢乐。我诗叩祝辞,掛壁发光耀。不為蚕祖歆,不為蚕祖噱。




道台楊瞻也有詩描写养蚕的农妇“奔香火”祭祀、拜蚕祖为师:


开国蚕丛肇茧丝,天工化育少人知。江头少妇奔香火,二月桑稠拜汝师。




接着步韵和王元正的诗,祈祷蚕祖荫佑养蚕缫丝有好收成:


邀客阆城南,上山遇行脚。再拜先蚕祠,翠云压丹雘。乱石杂泥沙,不觉蹇双屩。手扳新枝搖,风变殘花落。桑绸三月天,巴女恭奠杓。只竭採芹誠,不愧山殽薄。祈蚕如椽长,祈蚕如蠖跃。叶肥得三眠,一薄分二薄。黃白上柴箒,经纶滿笈籰。秒妇报家严,家严一何乐。繅車鼓繎匹,綺罗从此耀。溫酒呼老翁,高歌相对噱。


阆中农村广有春节拜了蚕祖后“送蚕丝”的习俗,据清咸丰《阆中县志》载,蚕丝庙不仅城郊有,“各乡有之,皆乡人祈蚕之所。”


春节前后的祭祀活动中,一些地方官不仅在形式上祭祀祈祷,还体察民情,深入民间了解春耕情况,警示官员重视农业生产,实施鼓励和奖掖农耕的举措。




清末四川农村


据明嘉靖《保宁府志》记载,川北道杨瞻在视察农村情况后,在阆城北郊空地上建一亭子,大书“省耕”匾额。省耕的意思是古代帝王视察春耕。《孟子·梁惠王下》:“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建“省耕亭”的目的,鞭策、警示自己和川北所辖各级地方官,不是祭祀神灵就百事大吉了,要重视和实地考察春耕实际情况,对农民的困难有所帮助。当时在朝廷工部“观政”实习的阆中籍进士刘元凯写有《省耕亭记》一文。


文中说,杨道台建省耕亭,是“使見之者惕然而思”,“民之貧富相懸絕”,“有不勝其耕者,有欲耕而無土者,有耕之所獲不足以償其官錢、私債之所適欠者”。当时实际情况是,民间有耕种收获颇丰的富裕户,也有想耕种而没有土地的赤贫户,还有耕种所获不足于给官家交税费、无法还欠债的贫困户。这些贫农怎么聊生啊!这样下去怎么能免除匪盜而淳厚社会風俗?杨公“公傷而感之”,“欲有司知省耕而思所以為,不足者補也。”想让地方官通过“省耕”而思考,如何才能有所作为。


在明代比杨道台晚40多年的一位保宁知府、后升任川北道的周道直,也是一位关注民生、鼓励农耕的好官。他曾“筑堤数百丈,以捍城北郊”保护城郊田园免遭水患;还创建“开稼堂”,祭祀农神后稷,而且“暇辄至,而奖其农之勤者”。即一有空闲时间,就到郊区“开稼堂”周围及农村视察,了解农业生产情况,奖励勤苦耕作有成效的农民。




清末四川农村


春节前后的农耕祭祀是农耕文明的产物,官方的祭祀活动在清末已经基本终止。但它毕竟是历史,反映了那个漫长时代的政治思维和社会生活。今天从文化的角度来考量分析,最重要的,是要继承先民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尊重,是要弘扬抛弃了糟粕的、能增强和振奋中华民族凝聚力、自信心的优秀传统春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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