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路边野餐》里的“荡麦”，很像李家湾
本文作者与父母、大姐在遵义红军烈士陵园
1973年以后，湘黔铁路通车，上海到李家湾的路程缩短了，但也要三天三夜。因为大一些了，开始注意到沿线地貌，甚至是民居风格的变化，还带了本小本子记录了一些，画了一些稚拙的画，当然这本子现在早就没了。
火车离开上海，进入浙江境内以后，慢慢开始有山。进入江西，开始看到红土，有的地方是黄红色，有的地方是深铁锈色。进入湖南以后，会有广袤的平原，和大片大片的稻田。过了长沙以后，山就多了起来。邵阳与怀化之间，有许许多多高峻的大山。火车要钻好多山洞，有时过一个山洞要好几分钟。进入贵州以后，则连绵不断的都是山了。
以前走黔桂线进入贵州的时候，知道柳州是一个大的中转站，现在走湘黔线，株洲又是一个大的中转站。在这两个站，平行与交叉的铁轨特别多，火车在这里停留的时间也特别长。
到停得久的站，就可以下车走走，尤其是车站上设水龙头的，可以痛痛快快地洗把脸，擦下身，因为在火车上，总是发车后不久水就没了。在有的火车站，还能买到棒冰，比上海当时那种4分钱一根的白糖棒冰要宽、要大，有黄、红等不同颜色（现在想来都是各种色素）。能吃上一根这种棒冰，对我们小孩也是难得的享受。
火车在株洲站会加水和补充其他各种东西，有时还会换个火车头。行驶在东部省份的时候，火车用的多是没烟囱的烧柴油的火车头，也就是当时报刊上反复宣传的“国产内燃机车”。但到了内陆，就会换上燃煤的、有个冒烟的烟囱的那种蒸汽机车，今天也许只能在电影里看到，就是《哈利·波特》系列电影里那种去霍格沃茨的火车头。看上去虽然浪漫，但在这种火车头喷出的有时是黑色有时是白色的煤烟里，其实包含着大量煤灰。
我是怎样发现这一点的呢？有一年去贵州，坐的车厢离火车头比较近。一开始还挺高兴，因为火车在转弯时，就可以清晰地看到火车头和它的三对巨大的动轮在“吭哧吭哧”地运转，这让年幼的我着迷。
但随后就发现，这种时候火车头的烟也会飘到我的脸上，被吸入鼻孔。在火车过山洞时，憋在洞里的烟会灌入车厢，整个车厢里烟雾弥漫。到李家湾下车时，整个人都已被这煤烟熏得灰头土脸。接下来好几天，都能从鼻子里抠出来黑黑的煤灰。
今天的高铁的轨道是无缝连接，当时的铁轨则不是。为给热胀冷缩留下余地，每段铁轨之间都留一个空隙，火车车轮驶过，便不断发出“吭噔吭噔”的声音，车厢也不断在微微晃动。刚上车的时候，觉得这声音特别吵，时间久了，反而觉得它有一种催眠作用。下车之后几天，躺在床上或身处室内，都有床或房间在微微晃动，同时“吭噔”作响的幻觉。
最讨厌的是车厢里的广播。有时睡得正熟，就被早6点就开始播音的喇叭吵醒，而且音量很大，然后聒噪一个白天。有一次我坐在这喇叭附近，发现有一个开关可以把它关掉，我就关了。结果马上有人生气地过来把它打开。这些人习惯了噪音的陪伴。
五
去贵州之前都是打电报通知爸妈到达日期、时间和车次，打到一个神秘的、地图上不存在的叫“凯山”的地方，爸妈知道了就会跟医院说，派一辆解放牌卡车，也就是平时派出去拉煤的那种。到了把行李搬上车斗以后，人也爬上去，站在敞开的车斗里被拉回医院。当时感觉还很兴奋，因为坐卡车的机会也是难得的。客车或吉普车似乎是稀奇东西，很少看见。
回来的时候如果没有出差的人带，上车了就要去问有座位的人，到哪个车站下车？小孩子还腼腆，有的时候还不大好意思开口去问。碰到下车比较早的，就去守在他旁边，等他下车了赶紧坐下去。
夏天去贵州的话，路上的主要痛苦是炎热。火车要经过的杭州、南昌、长沙，都是酷热之地。当时空调还是闻所未闻的东西，解暑全靠车厢走廊上方的一台台小电扇。
冬天去贵州的话，则因为怕冷，大家都关着窗，一晚上下来，车厢里的劣质烟味、人的汗臭味、厕所里散出的屎尿味混杂在一起，气味真是可怕。
不管是什么季节，火车的厕所总是特别的脏，常常是屎尿横流，要进去简直是无法下脚。因为车一挤以后，用水的人多，车上很快就没了水，就无法冲洗厕所了。但即便是这样污秽的厕所，有的时候还上不了，因为在车最挤的时候，里面也睡了人。
六
最受煎熬的一次，是在火车上坐了六天六夜。火车已经到了贵州境内，最后却又被拉回了上海。
因为湘黔线沿线多高山、峡谷、河流、山洞，刚通车那几年，常听说发生塌方和桥梁被泥石流冲垮等事故。没想到自己后来还碰到一次。
我不确切地记得是哪一年了，大概是七十年代末吧，我那时候已经进了初中，也是和我二姐一起去爸妈那里度暑假。玉屏是湘黔线进入贵州境内以后的第一个车站。我们坐的那趟车到了玉屏站后，就停下不走了。这时那哇啦哇啦的广播也不作任何正式的解释和通报，只是听大家纷纷传说，有说前面发生了塌方的，也有说洪水冲走了桥梁的，所以火车无法前行。没人确切地知道到底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
那还是前手机时代。不要说手机了，连电话也很少。玉屏当时也是个简陋之极的小站，只有几个脏兮兮的小孩在站台上跑来跑去，也不提供电话给乘客打。所以我们既无法通知前方的父母，也无法通知上海的家人。
就这样坐在车上苦熬了一天一夜之后，终于来了消息：列车原路驶回上海。
这时我们已经在火车上坐了三天半了。再坐两天半返回上海？这前景简直让人难以忍受。但也没办法，只能苦熬。
现在有时回想，如果那时候我们再大一点，应变能力又更强一点，也许可以有别的办法？比如说虽然火车要开走，但我们可以下了车留在玉屏站不走，等铁路修通以后坐后面的火车去李家湾。但又一想也不行：一是当时我姐和我身边没什么钱；二是即便有钱，也无法住宾馆或招待所，那时候这些地方都是要介绍信才能住的；三是也没有确切的消息，可以知道前方的铁路什么时候能修通。再说即便到了李家湾，也无法通知父母，我们不知道路径，也无法找到有半小时车程、无任何公交工具可达的父母的医院。
这篇文章写到这里，我深深地感觉到，从七十年代末到现在这2020年，中国的变化真是太大了！现在的年轻人要理解那时候的许多事情，要发挥些想象力才行吧？
后来听我爸妈说，他们在李家湾火车站等得心急如焚，等了一天，怎么还不来？第二天又去等，还是不来。一直等了三天。不知道他们后来是何时得到的消息，说是有大桥被洪水冲垮，所以列车过不来了。
我和二姐精疲力竭地回到上海，迎接我们的是7月的灼热骄阳。因为当时是期待着到贵州有人来接的，所以我们带的是不便搬运的纸板箱。那时上海火车站还有少量的三轮出租车，但一般人根本叫不上，结果我们只得扛着两个纸板箱挤公交车。两个憔悴肮脏、在火车上有一个礼拜没洗澡的小孩，在公交车上也是被人侧目的。
公交车到站了离家还要走一段路。两个箱子越扛越重，到后来再也扛不动了，是放在地上踢着回家的。
后记
2018年夏，我重访父母支内时在贵州工作的3417医院的旧址。当年艰难的三天三夜的旅程，如今乘坐高铁，8小时多一点即到遵义。现在想来，幸好那年发心去了。不然，在冠状病毒疫情下，要能作这样的旅行，还要过些时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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