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建平（章静 绘）
《中国近现代行政区域划界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10月出版
微山县地图。1953年，为统一管理微山湖，政府设立微山县。
1929年绩昌两县关于荆州、绩溪田分界示意图
1931年5月内政部划分绩昌省界
对小尺度下划界是怎么划的、区域如何调整，个人最早有点体会的是张伟然老师关于“南湾事件”的研究，从中意识到“人”的作用。而您的研究已涉及了很多不同类型的个案，比如山、湖的界线划分，比如边疆游牧地区的区域划界，比如改隶，比如省市分权；牵涉的区域等级也有县、省、市，还有国界。不同层级区域划界背后的“为什么”是很复杂的，有“大局”有“下情”，您怎么看其中“人”的作用？
徐建平：周振鹤先生曾指出，行政区划是国家行政管理的产物，由法律形式予以确认，有最明确的边界与确定的形状；自然区域是地理学家对自然环境进行的科学性的区划，不同的科学家与不同的地理观点，形成互有差异的自然区划方案；文化区域则是相对较不确定的概念，一般由文化因素的综合来确定，具有感知的性质，主要是人文地理学者研究的对象。形成文化区域是社会的力量，划定行政区划是国家的行政权力，而自然地理区域的划分则受到自然规律所支配。因此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以及自然地理区域的关系，事实上体现了社会、国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然而，不管是政治、经济、文化还是自然的区域划分，都是由“人”来完成的。以往的政区地理研究，力求复原政区面貌，即追求“是什么”，这当然是受限于史料以及研究视角。研究近现代的政区调整，如果还停留在“是什么”的阶段，明显已无法满足需求。近现代的政区调整更应该追求过程研究，探寻“为什么”。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揭示“人”的作用，或者“人”如何来面对与自己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边界的调整。这里的“人”，可以是各级政府官员，也可以是地方士绅以及普通民众。行政区划的调整牵涉各阶层“人”的具体利益，他们必然有自己的利益诉求。
例如，在南京特别市与江宁县的划界案例中，江宁县长通过地方士绅操控民意，发动民众集会游行，影响江宁撤县事件的决策。通过这一案例，让我们看到了政区调整背后不同阶层的“人”，因为各自的利益而相互博弈。例如，江宁县长周浩肯定希望继续做他的县长，他是极力反对撤县的，但他国家公职人员的身份，使得他无法公开表达诉求。于是他通过地方士绅，许诺以县政府里的职位，让他们去发动基层民众集会抗议撤县。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则是担心纳入市区之后会承担增加税收的义务而享受不到城市化的好处。所以，从表面上看，中央因为“民意”的激烈反对而取消了撤县，然而看似“民主”的过程，实际上最终的决定因素还是政治，“民意”只是地方政府和地方士绅手中用来对抗更上一级政府甚至中央的一个工具。在这一点上中央和地方其实存在某种程度的默契，于是从地方到中央，便在这样一种利益的动态平衡中完成边界的调整。这样的过程研究，突破了以往政区研究的范式，为建构中国历史政治地理理论提供了实证研究。
校对：刘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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