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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就业谋职与“安心立命”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教育的根本之道，是对个体不同天赋的遵从；教育的最优成效，是使个体天赋得以充分发现与激活；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使受教育者能够实现天赋，能够“安心立命”，而不仅仅是“就业谋职”。

“立乎上，得乎中。”立大志，是激活潜能的良方。“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明王朝，少年王阳明立得“惟为圣贤，方是第一”的宏志，成就了传世500载的“心学”巨擘。清王朝，曾国藩进士及第后，在痛彻的“功过格”之后立下“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之宏志。这一宏志，成就了百年一出的“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成就了19世纪甚至是整个清王朝思想最为传世的一位人物。20世纪初，湖南第一师范的杨昌济先生教育毛泽东要“明三千年一遇之大势，立三千年一遇之大志……”最终成就了一位世纪伟人。

中国传统文化倡导“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但任何一个时代，通过教育，得就业谋职之术者众，得“安心立命”之道者寡。就整个生命期考量，一个人若仅有就业谋职之术，而失“安心立命”之道，这颗心，就很难获得持续的意义感、价值感、丰盈感、一致感；这颗心，在激烈竞争和广泛比较的大背景下，难免会陷入焦虑、担忧和不安！在“安心立命”面前，就业谋职不应该成为大部分受教育者的终极目标。

“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若想达“安心立命”，个体应该时时对自己的“心”保持真实，对自己的天赋保持诚敬，立乎上等志向，充分发现并激活个人潜能。

当下，在面对升学和就业选择时，追逐热门者众，真于内心者寡，诚敬天赋者寡。一些学生惰于关注天赋，羞于谈大志，一些家长也把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简化为就业谋职的“敲门砖”。“公务员热”时，毕业生就抢着报考公务员；“金融热”时，就抢着报考银行、证券公司……

背离天赋盲目地追逐热门往往意味着教育资源的浪费：在“金融热”甚嚣尘上时，各大院校的金融、经管专业向就业市场输送了大量毕业生，其中，发自内心热爱金融行业的人能有多少？日后能够好之乐之、有所成就、有大担当的人又有多少？许多人的生命潜能没有在其本该有所建树的领域释放出来，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生命资源的浪费？“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大成者当有“大志”！

案例8.8.1 杨昌济给学生的第一堂课：“修身”与“立志”

毛泽东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期间，杨昌济给学生们上的第一堂课便以“修身”为主题。杨昌济这样说道：

“修身，是一个人将来于家、于国、于天下有所作为的基础。那么，什么是修身的第一要务？修身，首先又当从何入手呢？”

杨昌济没有马上解答这个问题，而是问起学生们报考第一师范的原因。在问到毛泽东时，毛泽东坦言自己入学前当过兵，想过做生意、当警察、当法官，甚至想过当肥皂制造家，一直想要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却总觉得这些选择都解决不了最根本的问题，不知怎样才能于国于民起到最大的作用。

杨昌济听罢，语重心长地说：

“一个人立身处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得到多少好处，而是于他人、于社会能有正面的作用，能够做到这一点，一个人的存在也就有了价值，就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人。但是，以今时今日之中国而论，仅仅做到这一点就够了吗？不够，远远不够……术业有专攻的人才，中国固然需要；但你们这一代青年身上，所担负的责任，却远不止于此。”

杨昌济接着说：

“同学们，几代人的努力，仍未给中华探求出一条新的自存之路。破此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任，仍将有待来者。古人云：‘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纵观历史，能为百年之雄杰，已属凤毛麟角；而今日之中华亟盼出现的，不是百年之雄杰，而是数千年一遇的旷古英豪，方能将这个民族于数千年一遇之末路穷途中拯救出来，为民族的生息延续，为中华之重新崛起，开出一条全新的生路！”

“如此旷古英杰，锥藏何处？当然未可逆料。一个人的作为大小，本源于志向高低。无志者，天才可归于庸碌；有志者，垄亩亦可飞鸿鹄！修身应以立志为本。各位同学，如果大家能自今日而始，明三千年一遇之大势，立三千年一遇之大志，以天下为己任，由此而磨砺意志，砥砺品行，努力学习，奋发图强，以舍我其谁之大气魄、大担当，肩此重任以待来日，则他日改天换地，为我中华开数千年之新篇的旷古英豪，又焉知不在诸位之中！”

毛泽东在求学期间，经常与萧子升、蔡和森等同学“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他们（即后来的“湘江三友”）买来《胡文忠公遗集》《曾文正公集》等书籍，围绕书中观点进行辩论。多年后，毛泽东这样回忆自己的师范生活：“那时候，我和我的朋友们常常身无分文，但我们却不屑于谈论身边的琐事，我们要谈只谈大事。国家、社会、人类、地球、宇宙……”

一次，毛泽东和蔡和森围绕“对久乱之国应该‘振之以猛’还是‘予以生路’”的问题争论不休。杨昌济知道后，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引用了胡林翼的“天下事只在人力作为，到水尽山穷之时，自有路走，只要切实去做”，告诉毛泽东，要想真正找到救国救民的办法，就一定要切实去做，实践自可出真知。

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是共和国的缔造者。他以志存高远、敢为人先的精神，在生命历程中实现了“安心立命”，领导中国人民“当家做主站起来”，为中国乃至世界树立了不朽丰碑。当今之中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任何单一学科、单一逻辑，都不足以解决实现民族复兴征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的教育能否激励更多的学生“明百年未有之大势，立百年未有之大志”？我们的教育能否激励更多的学生出于本心配置好自己的生命资源？我们的教育能否激励更多的学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多些真思考？多些真担当？

一生以“欲栽大木拄长天”为己任的杨昌济，在教育学生时强调“修身应以立志为本”，鼓励学生在求学期间首先“大其心”，理解自己的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进而明确自己的志向所在。“志之所趋，无远弗届。穷山距海，不能限也。”人只有首先在认知层面觉察到实现更高人生价值的广阔可能性，才有可能在行动层面有更高的建树，有更大的担当！

案例8.8.2 曾国藩的立志观、教育观

曾国藩的成长经历同样具有传奇色彩。他坚信“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从一个资质平庸甚至略显愚钝的人成长为晚清重臣，被誉为“两个半‘三不朽’”中的“半个‘三不朽’”，并曾得到青年毛泽东“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评价。同时，曾国藩非常注重家庭教育，其关于持家、治学的观点多以家书传于后世，对今人仍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初入官场，曾国藩的目标只是做一个好词臣，直言进谏，痛砭时弊。随着人生阅历的丰富，特别是受到身边一群理学修养深厚的师友的影响，他们所言皆是治国修身的大道理，曾国藩也感言：“师友挟持，虽懦夫亦有立志”。在进士及第之后，他为自己写下一个对子：“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只问耕耘。”不立志则已，立志便要立大志。敢为圣贤，并矢志不渝地追求宏大志向，力行真担当，曾国藩自此完成了人生路上的转折，开启了而后中晚年的传奇经历。

关于子女教育，曾国藩曾经在写给四弟曾国潢的家书中，深情地写道“门第太盛，余教儿女辈惟以勤、俭、谦三字为主”。即便位极人臣、家境优渥，却仍严格要求子女，不以物质富足、挥霍无度为荣，而以弘扬传统美德、自立自强为准绳，劝诫后代子嗣立志切勿为纨绔子弟。“书蔬鱼猪，早扫考宝”的治家八字，分别是读好书、种好菜、养好鱼、喂好猪、早起床、勤打扫、定期祭祀、以邻为宝。初看起来，卑之无甚高论，稀松平常到很多人一看就会忽略，但这却事关一个家庭的气象。曾国藩对此总结道：书蔬鱼猪，一家之生气；早扫考宝，一人之生气。八字家训，隐含的文化密码就是“生气”二字，勉励家族后代洗练精神，积极向上。

官宦之家子孙若不走正道，一代就能把家底挥霍精光，很少能延续两代。而曾国藩却凭借着严格的、高于普通家庭标准的家庭教育，造就了鼎盛辉煌的曾氏家族，代有英才，长盛不衰，即便在曾国藩离世多年，其家族仍出了200多位杰出人物。持家教子，修身立志，而且注重以身垂范，如此严谨的家风使得家族后裔人才辈出，在学术、科技、文化等领域皆有所成就，构成了一种特有的家族文化，成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型范例。

案例8.8.3 培养真正的“人”——来自千年学府岳麓书院的启示

有趣的是，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先生和曾国藩的人生经历在一所书院产生过交集，那就是岳麓书院。这座坐落于潇湘大地之上的千年学府，以其大气、开放的治学理念，成为中华文化中的璀璨明珠。

道光十三年（公元1833年），曾国藩第七次参加科考成为秀才。第二年，他就读于长沙的岳麓书院，为湖南乡试演习，师从岳麓书院山长欧阳厚均。欧阳厚均饱读诗书，学识渊博，曾国藩在他的教导下学识大进，每次考试，总是第一。同时，他也受到了岳麓书院内湖南学风的熏陶，这对其思想和以后的治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岳麓书院自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创立以来，历经千年而弦歌不绝，学脉延绵，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各领域都培养出了一流人才。南宋理学家张栻出任山长后，岳麓书院成为湖湘学派的发源地，培养出了一批“岳麓巨子”。明清至民国初期是岳麓书院培养人才的鼎盛时期，诸如曾国藩、左宗棠、杨昌济等日后深刻影响中国历史的人物都从这里走向社会，曾有评价称：“你看整整一个清代，那些需要费脑子的事情，不就被这个山间庭院吞吐得差不多？”

始终坚持自由开放、兼收并蓄、学思并举的办学风格，是岳麓书院延续千年辉煌的重要原因之一。张栻不仅是一位学者，更是书院的领导者。由他开始，岳麓书院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一是教学宗旨上，他旗帜鲜明地反对仅为应付科举考试的教学，提出书院应该教育培养一类“传道济民”的人才；二是教学方法上，从诵习辞章到师生之间“问难论辩”，大大活跃了学生的思想；三是机构功能上，在教育之外增加了学术研究，不同学派的学术大师在此展开学术会讲，岳麓书院由此迅速成为闻名全国的学术基地。尽管理学根基深厚，但岳麓书院并没有关起门来办学，而是以空前开放的姿态接纳各家学说。

此后，朱熹颁布了《朱子学院教条》，使岳麓书院第一次有了正式的学规。朱熹反对当时官学中“务记览，为辞章，钓声名，取利禄”的流弊，想在书院中树立一种新的学风。朱熹所定的学规，提出“修身”“处事”“接物”之要，作为实际生活和思想教育的准绳，其中包含着重视人格教育，提倡言行一致、道德自律等原则。朱熹把“学、问、思、辨、行”定为“为学之序”，书院在教学过程中注重独立思考、知行统一，这在今天看来仍然不过时。

而后近千年中，岳麓书院历经多次变革，却始终不改“通晓时务物理”的务实学风、自由开放的教风、“问难论辩”的院风。书院学者们往往将自我道德完善的人文追求与经邦济世的社会关切结合在一起。为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大多数书院都将“德业”与“举业”统一起来。但是，“德业”是目的，“举业”只是手段。为避免忽视“德业”目的而片面追求“举业”的教育趋向，书院学者基本摒弃了片面的应试教育。

一座学府历经千年岁月洗礼，期间才俊辈出，弦歌不辍，这些与岳麓书院在教育过程中坚持开放自由、反对“流水线”式教育，坚持兼容并包、反对故步自封，坚持学思辨行、反对应试刻板是分不开的。从教学方法来看，岳麓书院不将学生限制在定式思维和行为中，而是鼓励其独立思考、自由辩论、知行合一。从教学目的上看，岳麓书院不以应试、求官为目的培养学生，而是培养具有独立人格、“传道济民”的人才。学生读书“为己”（参见案例8.3.2），而不“为人”，读书的目的就不再拘泥于就业谋职，而是在修学储能的过程中，将所学知识落脚在判断力的形成，并外化为行动上的担当，以求安心立命，实现对学术理想、德行修养、人生抱负的自由追求。这样的教育致力于培养真正的“人”，岳麓书院成为人才辈出的沃土也就不足为怪了。

视线回到当下。在我们的身边，似乎存在着这样一系列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每逢高考之后，许多家长在帮助考生选报志愿时，最常问的问题总是“就业前景怎么样”，网络上“××机构发布中国大学最新排名”“最赚钱的专业有哪些”“这些‘红牌’专业千万不要选”之类的文章五花八门，看得家长和考生们眼花缭乱、心神不宁。而另一方面，每逢毕业季，我们却能看到大量就业不对口现象，据一些机构统计，就业岗位与专业不对口的比例竟然超过一半。这种现象不禁令人反思：明明在选择专业时如此注重“就业谋职”，为什么毕业时还会出现如此高比例的“所用非所用学”现象呢？

产生这种问题的原因固然非常复杂：教育周期、教学计划具有相对稳定性，与灵活多变的就业市场存在诸多矛盾……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如果教育的目的仅仅是让学生学会一点儿谋生求职之“术”，如果学生接受教育只是为了将来装点自己的求职简历，那么教育将陷入“取乎其中，故为之下”的怪圈——越是以“就业谋职”为导向，越是难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就业需求。只有把教育的目的定位于让学生领悟安心立命之“道”，引导他们自主选择、科学规划、道术兼修，才能使更多的学生享得“好之乐之地工作、心安喜悦地生活”，才能使更多的学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归结到一点：真实于内心，诚敬于天命（天赋）。

案例8.8.4 学什么专业好——高考季的共同难题

在大学工作近30年，每年高考季，总是有很多家长来咨询孩子报考志愿的问题。实事求是地讲，我多数时候不能给出有效建议。其一，全国2000多所高校，我深入了解的并不多；其二，即使对于自己已经在此工作了近30年的母校，我深入了解的专业也不多。

选项太多，而人对选项间的实质性差异了解太少时，选择的过程往往是十分痛苦的。高考报志愿，对很多考生、很多家长来说，都是一个很艰难、很痛苦的过程。多个备选学校、多个备选专业、眼花缭乱的排名、说法不一的专业前途……

将外部选项归并简约，多在内在选项上下功夫，是有效决策的关键。还拿高考填报志愿来说，对学校所处的层级、学校所在的区域、备选专业的发展方向有所了解后，志愿填报人更需要深入、准确体察的是自己的兴趣所在、自己的思维优势所在、自己的潜能所在、自己充分利用校内校外资源潜心学习的意识所在……

某年高考季，某家庭为了孩子报志愿的问题，咨询了很多，查阅了很多，吵了很多，争了很多，辩了很多……但还是做不出决定。后来，在一旁静静观察、一言不发的爷爷说话了：“你们在细枝末节的事情上想得太多了，在关键问题上思考得太少了。毛泽东当年没有考上北清开复，就读的是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不是也没有影响他成为共和国的缔造者吗？关键是要真学、真思、真干，长真本领，不能过度高估学校、专业的标签作用，提升自我的心力、担当力是关键。在三个问题上掂量掂量就可以了。第一，别浪费分数。尽量去好学校，去历史名校，名校底蕴深，可用资源多；第二，孩子一定要对自己的专业感兴趣，至少是不能抵触；第三，至于地域上，沿海地区偏动，内陆地区偏静，关键看哪个地区更有利于你的真学、真思，把学校的资源充分利用上。”

毛泽东的确好学、真学、真思考，他不但在湖南第一师范是这样，后来他到北大图书馆打工，他在真学、真思、真实充分地利用北大教学资源、图书资源等方面，超越了很多北大的学生。正是因为有了太多的真学、真思、真利用，才有了后来的真担当！

案例8.8.5 校长求“真”理念的又一例证

在电影《无问西东》中，梅贻琦校长与学生（吴岭澜）有如下一段对话。

梅贻琦：你的物理学是不列（不及格），而英文学国文学都是满分，如此天资，为什么要学实科而不学文科呢？

学生（吴岭澜）：因为最好的学生都读实科。

梅贻琦：你求学的目的是什么？

学生（吴岭澜）：我只知道，不管我将来做什么，在这个年纪，读书、学习都是对的。我何用管我学什么，每天把自己交给书本，就有种踏实。

梅贻琦：但是，你还忽略了一件事——真实。人把自己置身于忙碌当中，有一种麻木的踏实，但丧失了真实，你的青春，也不过只有这些日子。

学生（吴岭澜）：什么是真实？

梅贻琦：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做什么、和谁在一起，有一种，从心灵深处满溢出来的不懊悔、也不羞耻的平和与喜悦。

案例8.8.6 道、术之争——如何避免“人的异化”

《论语·为政》有言：“君子不器。”对于教育，万世师表孔子最为担心的是：把人教育成了“器”，把人教育成了一种工具，让人在刻板教育中反倒丧失了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东西——生命的活力与热情、生命的灵性与光辉。

亚当·斯密也曾意识到这种风险。他指出：“为防止退化起见，政府就有（对教育）加以若干注意的必要。这是因为在现代工业社会，劳动分工的确立，使得一般民众只是获得了特定职业所要求的技巧，而同时牺牲了个人的智能、交际能力、尚武品德等。因此，在一切文明的社会，政府如不费点力量加以防止，一些受教育者，就必然会陷入这种状态。”

在分工日益细化的今天，强调专业教育、强调工匠精神是对的，强调“器”、重视“术”也是对的。但应该避免的问题是，在真“术”还没有求得之前，已经使一些受教育者丢失了灵性，丢失了人性的活力与热情，丢失了交际能力和尚武品德。丢失了这些，就等于丢失了“安心立命”之道。

“术”，多指生存技能，如书法、声乐、制图、设计、车工、美发、会计…… “术”永无止境，水平高低多能被当场验证。“术”的练就不要指望在学校完成，即使拿了“注册××师”证明，你依然不是一个合格的“术”人，你自己心里没底，别人也不会因为你有证书就信你。“术”需要在实践中练就，有时需要多年，甚至毕生才能练就。当下，证书主要发挥着敲门砖的作用，并不一定有很多的含金量。练就一门真“术”，就业谋生不成问题。

道，关乎“安心立命”，关乎生命灵性，关乎能否从天地精神、先贤训导中汲取精神能量，关乎对生命“真、善、美”的感悟和体验。“道”，多指事理的清晰、大势的把握、精准的判断，多数不能被当场验证，有时需要数月、数年、数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后才能被实践检验。受教育者若能从天地精神中、从先贤训导中多多汲取智慧，多些“道”的观察，多些“理”的思考，多些“心”的领悟，生命定会日渐精彩，求“术”之路可能走得更远。

“术”与“道”虽能被区分开来，但多时又是相伴前行的，高超的“术”一定合乎着诸多的“道”“理”，“道”多时也需要具体的“术”来体现。孔圣人倡导的六艺——礼（礼仪与法制）、乐（音乐）、射（射箭）、御（驾驭车马）、书（写字）、数（数学）——偏于“术”。而“四书”“五经”更偏于“理”和“道”。“道”“理”有大小，熟谙大“道”，生活本身也变为一门“艺术”。

“术”与“道”不可偏废。当代社会，尤应警惕重“术”轻“道”对人的“异化”风险。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人类大部分的智慧都来自日常职业，如果一个人把全部生命都耗费在了少数几个简单的操作上……他自然就会丢掉努力发愤的习惯，让自己变得蠢笨而愚昧。精神上这种没有感觉的状态，不但让他失去领悟和参加所有合理的谈话的能力，而且让他失去拥有所有宽厚、高尚、温和的情操的能力，结果，对于私人日常生活上的许多事情，他也失去了进行适当判断的能力，至于大的、广泛的国家利益，就更没有能力进行判断了。基于他的无知和无能，要想让其在战时捍卫国家，是需要很费一番周章的……由此看来，他获得的对于特定职业的技巧和熟练，就是牺牲了聪慧、尚武等各种品性得到的。”进而，教育被赋予了纠正和预防这种“异化”的职责。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也曾经谈到如何避免“人的异化”，“人以一种完整的方式占据自己完整的本质”，这种方式，包括人的各种感觉、愿望等一切能与客观事物发生作用的方式。而人的成长与健全人格的过度分裂，很容易使人陷入亚当·斯密所说的“变得愚钝无知、丧失交际能力和尚武品德”的痛苦境地。

没有“安心立命”之道的支撑，求“术”之路难以走远，求“术”之路容易导致“人的异化”。当今时代，“道术同修、理技相滋”是一种难以达到的理想状态，但我们不应该放弃理想，不应该背离理想太远，不应该忘记教育的“初心”——君子不器。

本章小结

在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幸福经济学”为本科三年级和研究生一年级的选修课，选课者大都是接受了20多年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学生。每次上课，教师和学生对于以下内容总是能够达成一些共识与一致。

20多年来，我们脑子里被灌输的信息（或者说是所谓的知识）已经足够多了，如果将来我们不能“好之乐之、卓尔有效”地工作，如果将来我们不能“心安喜悦、静动有序”地生活，很可能不是因为我们少背了几个概念、少被灌输了几条信息，而是因为我们在以下几方面缺少了自我觉知与有效训练：第一，在信息—知识—理念—判断—行动这一链条中，后三个环节的训练不足，致使所学之内容大部分滞留在前两个环节，难以生成有效判断和行动；第二，在生命资源配置过程中，对“无常”和“无价”两个要素衡量得不足，没有衡量好“被动的忙碌”与“遵从本心的真行”哪个更有价值；第三，对生命关联广泛性的觉知与感恩不足，对天地精神的敬畏与汲取不足。精神能量缺少“至上”目标的统领，没有衡量好“就业谋职”与“安心立命”之间的关系。

再次重复教育的“初心”：“一切教育活动都是为了学生的成长和发展，为了学生一生的幸福。”教育必须使学生的信息—知识—理念—判断—行动链条保持畅通，必须切实提升学生的认知力、判断力、情绪管理力和行动担当力，必须让学生能够“立乎上”“顺势合赋”。如此方得教育之“真”，学生方得幸福之“道”。